第三期·人物名片

袁相月，1946年出生于天台县城关镇。1966年来到大陈岛，被分配至原台州军分区守备第81团一营卫生所任卫生员。196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70年从部队退伍后就读于浙江医科大学，1973年毕业，先后在天台街头区卫生院、县卫生防疫站、县卫生局等单位任职。2006年10月退休。

本报记者彭 洁 实习生蒋 枫/文 本报记者杨 辉/摄

75岁的袁相月说，大陈岛军旅生涯改写了他的人生。

如果那年没有响应参军号召前往大陈岛，从没有接触过医学的他，是不可能披上白大褂、背着药箱，把“救死扶伤”“医者仁心”八个字种在心里又化为行动的。

如果没有那几年部队卫生员的从军经历，贫困家庭出身的他，也许没有机会去浙江医科大学读书，后来也不会走进医院、机关工作。

“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好日子……”老人憨憨一笑。

不曾倒流的时光，不会给出如果带来的答案。1966年，当他穿着军装踏上大陈岛时，袁相月的人生，注定烙下“大陈岛老兵”这几个光荣的字眼。

参军

袁相月幼年时，家境并不富裕。10岁那年，父亲因意外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更是陷入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中。但即便常常饿着肚子去上学，16岁的袁相月还是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初中学业。

1962年，家里实在拿不出钱继续供他读书了，袁相月便到石灰厂和砖瓦厂做临时工，一天干10个小时，挣7角钱，但还常常无活可干。

后来经人介绍，袁相月辗转在两所乡村小学任教。往后几年，他参加过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工作，在街头区粮食管理所参加过夏粮入库工作，在街头区财政所当过财税员，后来又调到天柱公社工作。

1965年年末，袁相月接到一个棘手的工作：负责周边四个村子的征兵任务。可兵源不足，征兵任务迟迟完不成，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要带头去当兵！”

家人完全不能理解袁相月的决定，“别人当兵是为了以后谋出路，你都有一份正式工作了，还去当什么兵？”

“参军多光荣！穿着军装那么威风，还可以保家卫国！我就要去当兵！”袁相月的执拗劲儿上来了，“想去当兵还有个原因，我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一年，共有540名天台籍青年到大陈岛当兵。他们被充实到步兵、炮兵、有线电兵、侦察兵、警卫兵、卫生兵等队伍中。其中，5个人被分到卫生队，袁相月就是其一。

但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卫生员，多年的工作经验完全派不上用场。对于毫无医理知识的袁相月来说，一切要从零开始。

新兵首先要在团里的卫生队培训。在每天上午8点开始上课之前，袁相月和战友还有许多活儿要干。比如，负责卫生队厕所和厨房的清洁，“要求一只苍蝇也不能有，我们每天很早就起来打扫卫生”。

还有每天雷打不动的打热水。卫生队有50个病房，房里的热水壶每天都要打满热水。病房在山坡上，热水房在山脚下，几个新兵每天要来回跑上好几趟，才能干完这活儿。去程还好，回程的热水壶里灌满了滚烫的水，稍不留意，容易在奔波中因颠簸烫伤。

但没有人在意这小小的烫伤红印。毕竟跟练习注射时，大家拿着针管互相将细细的针往对方身上扎相比，这实在算不了什么。“理论知识有了，但皮下注射这些技能要练手，我们几个就你给我打针、我给你打针，扎得上臂全是小针眼……”听着就感觉疼，可陷入回忆的袁相月摆摆手，“不痛的，那时候根本不怕痛的”。

培训结束，袁相月被分配到原台州军分区守备第81团一营卫生所，正式成为一名卫生员。

卫生员

一营卫生所，设在上大陈岛的最高峰风门岭。除了袁相月，还有所长、医助和一名卫生员，4个人负责一营五个连队500多名战士的医疗门诊任务，附近的大岙里村和小半天村村民的医疗也由他们负责。

袁相月感受到了忙碌。没多久，忙碌又翻了倍。“所长到地方参加活动，医助到台州医院进修，整个一营卫生所就剩下我和另一个年轻的卫生员。”年轻的卫生员资历尚浅，所有的医疗任务几乎落到袁相月一人身上。

当朝晖溢出东海海平面，袁相月便开始一天的忙碌。他要先到连排班巡回医疗，发现病号就马上进行治疗。面对大量医疗门诊任务的袁相月斗志昂扬，看病的人一个接一个，他忙碌着，像不停旋转的陀螺，没有一刻停歇。当大陈岛进入夜幕、枕着波涛安睡时，袁相月多半又不会“爽快”地睡去，要是遇到重病患者，他索性连觉也不睡了，把被褥铺到病人床边，通宵护理。“那时候年轻，总感觉全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一点也没觉得累。”

偌大的海岛，实在太缺卫生员了。那时的大陈岛，约有2000多名官兵，岛上条件有限，五六千岛上居民的医疗也大多依赖部队卫生所，可卫生员总共就十来个。

袁相月就背着医药箱到处跑，“哪里缺人我就到哪里，哪里有病人我就去哪里”。一连、八五炮连、新兵连、雷达连……那些缺少卫生员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除了医疗门诊，难得的闲暇时光，他还要去检查食堂卫生，冲洗和消杀厕所，甚至，细致到连通知食堂烧病号饭这件事，他也没忘，“我就是闲不住的个性，有事干，我觉得特别快乐”。

但作为一名卫生员，最让他感到快乐的，是救死扶伤后的喜悦。

大陈岛是一座红色海岛，国民党从这里仓皇撤离时留下了许多炮弹，岛上居民识不得，因误动炮弹引发爆炸而受伤的事情时常发生。

1968年清明，袁相月正在山上植树。突然，山那头发出一阵剧烈的声响，一团团黑烟腾空而起，紧接着，是尖锐的叫喊声，“救命啊！有人被炮弹炸伤了！”

袁相月连忙扔下手中的工具，向山那头飞奔去。只见一个男人痛苦地倒在地上，血从他的身体里渗出来，染红了地。袁相月心头一颤，迅速蹲下，查看起男人的伤势来。

坚硬的炮弹残片穿透了男人的腹部，这是袁相月第一次在救人时感到害怕，包扎伤口的手不住地颤抖，汗珠混着血滚过他的额头。

“我当时真是又害怕又急着救人，等救护车把人拉走，我浑身都是汗，好在那人最后给救活了。”袁相月强调那辆“救护车”，“那时岛上的救护车都是用解放牌大货车充当的，虽然是大货车，但救人还是蛮及时的。”

那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年后的一个夜晚，袁相月刚从大岙里村抢救完一名被炮弹炸伤的病人回来，就听到外面传来急迫高亢的叫喊，“解放军救命！解放军救命！”

他赶忙跑出去看，一个认识的小半天村村民满脸焦虑地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袁医生，你快看看，孩子不行了……”袁相月凑过去看，婴儿面色发白、嘴唇发紫，一呼一吸都十分困难。他检查后发现，婴儿的喉头被浓痰和奶汁堵塞，随时都有窒息死亡的危险。

“这种情况，打针吃药都没用，要救人就得把堵塞物吸出来。”袁相月立即抱过孩子，嘴对嘴地从婴儿喉咙里吸出好几口浓痰……孩子转危为安。这一事迹，后来被报道宣传——1970年7月10日出版的部队报纸《人民前线》，赞誉他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这篇报道，是对袁相月军旅生涯的一种褒奖。

退伍

另一种褒奖，来自大陈岛的百姓。

“在部队期间，我们与老百姓一直保持着军民同守同建大陈岛的友谊。”袁相月说，那种军民鱼水情，真得靠“鱼”维系——“那时候海里有数不清的黄鱼，打捞上来卖8分钱一斤，老百姓给部队一送，就是四五百斤。”

1970年2月，回味着大陈岛黄鱼的鲜美滋味，袁相月退伍回乡。和他同时入伍的战友丁兆佳仍在岛上。1984年7月一个晚上，已是卫生队队长的丁兆佳急着为小岙里村村民徐正相做胃穿孔手术，岛上却停电了，他就让其他4个医务人员各拿着一个手电筒充当手术照明灯，自己主刀，一个多小时后，手术终于成功。“前几年，我和丁兆佳等战友重登大陈岛，徐正相的儿子徐道国早早就在码头迎接我们了。”这让袁相月很感慨，“我们离开大陈岛几十年了，岛上的群众没有忘记我们，有很多人至今都还跟我保持着联系，大家就像亲戚一样”。

离开部队的袁相月，被分配到原新民公社信用社工作。1970年10月，停招多年的全国大专院校开始招生，新民公社分配到一个招生指标。在公社委员会的集体决定下，这个指标落到表现突出的袁相月头上。一个多月后，参加完县里举办的欢送会，袁相月来到杭州，正式成为浙江医科大学的学生。

1973年，从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袁相月先后在天台县街头区卫生院、县卫生局、县卫生防疫站等单位工作，“在机关、医院、农村，都留下了足迹”，直至2006年退休。

回望在卫生系统工作的30多年，袁相月是有遗憾的，“后来干得更多的是行政工作”。但在他的记忆里最深刻的身影，还是那个在接诊被蛇咬伤的病人时，划开伤口，毫不犹豫趴上去，用嘴将毒血一口一口吸出来的自己。

“治病救人，更有成就感。”他缓缓地说。

本版老照片均由袁相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