趴着求学的路桥“高位截瘫”女孩陈苗苗，因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特别评审奖，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
生病、求学、获奖，每次生命的拐点，她似乎都能努力抓住机遇，与命运抗衡。聚光灯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女孩的自信与笑脸。
不能否认，一路走来，她的背后出现了一群有名字或者没有名字的支持者。他们用行动，去温暖了这个心灵出现过裂缝的女孩，大家似乎都在相信：她可以。
这一次，我们采访了陈苗苗还有“扶起”她的几个人。我们想知道，当一个人被命运以痛击时，她和身边的人是如何回应的？他们又是被何种信念鼓舞着？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本报记者卢珍珍/文 李昌正/摄
陈苗苗讲述——
悬崖之上
6岁生病以后，我和这个世界隔了一层薄膜。那个时候的我，像站在悬崖上，有点摇摇欲坠。
旁人给我的反馈，是怜悯、歧视，我接收到的，都是负面情绪。
他们说，你以后怎么办啊？我有点无望，好像自己只能烂在那边。
鲍文陆老师是第一个给我信心的。
7岁的时候，鲍老师骑着自行车，来家里找我。他给我带了一本张海迪的自传，那本书的封面是红色的，张海迪穿着黑色的衣服，坐在轮椅上，侧影。
他和我说，有一个人和我一样残疾，但现在的她很了不起。鲍老师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和我一样，但可以过得很好。
收到那本书后，我在想，或许，我也可以过得好一点。突然间，我的视野被打开了，外面的世界变得辽阔了。
后来，我去读小学，碰到了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她叫王金燕。
我觉得她很熟悉，像我的幼儿园老师，因为她们俩的额头上都有一颗痣。我对幼儿园还有印象，记得老师很严厉，生病以后，我就没去过幼儿园了，但会想起她。
王金燕老师会积极引导小朋友，平等对待我。别班的小朋友会用那样的眼光看我，但在那个班级，我从没被这样的眼光盯住过。
我读四年级的时候，老师突然去世了。
那是个冬天，我经过门卫室，他们说老师去世了。我进了教室之后，还是不敢相信。过了很久，我才反应过来，讲台上的那个语文老师，我不认识了。她已经不在了。
她突然间去世，对我打击蛮大。我可靠的亲人离开了，我不习惯。
那段时间，正好妈妈身体不好，家里的妹妹也才几个月大。我想，干脆放弃，不读书了。
我读小学，每个学期末会收到几百块奖励，但对整个家庭来说，没有任何改善。这一点点东西，止不了渴。
四年级下册，我辍学了。
学校老师、救过我的陈孔建叔叔，他们都不忍我放弃。那段时间，经常有人过来和我聊。
我很惊讶，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放弃了，应该会像一朵小花一样，谢了就谢了。但没想到，那么多人关心我。他们几乎天天过来，这让我意识到，读书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可能还牵连着他们的心。
五年级上册，我回到了学校。
读书不易
小升初，我面临着失学的可能。
接收我这个高位截瘫的学生，对学校来说，他们都有压力。通过教育局还有很多人的帮助，后来，我顺利就读了桐屿中学。
中考之后，因为错过报考时间，我又没地方读书了。
初中，我有几个好朋友，她们和我说，自己考上了哪所学校。但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光凭成绩，我和她们是相差无几的。她们都可以读，我却没有办法，这个现实我有点接受不了。
但是，爸爸妈妈动摇了。爸爸初中还没毕业，妈妈小学二年级的文化，对他们来说，读完初中已经可以了。
他们说，不要读了吧。
我不想就这么算了，我想争取。可是，我也没有其他办法。
不高兴的时候，我只能通过折磨我自己，来折磨妈妈，因为我知道，她一直爱着我。我只要折磨我自己，她会难受，可能就会屈服。
我不和妈妈说话，自我封闭，不吃饭。我觉得吃饭只是一个外在的需求，没有满足也没有关系。
那个时候的我，年纪小，比较幼稚，也很偏激。
后来，桐屿中学的戴晓波校长，联系上了蓬街私立中学，他们接纳了我。
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我都趴着学习。
高中以后，每天早上6点半学到晚上10点，我的身体就这样慢慢扭曲掉。每个学期，脊椎都比上个学期要侧弯一些。妈妈用手摸，就能感觉到。
高中有一个英语老师，她是台州学院毕业的，上课的时候，她会分享大学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台州学院。
平视生活
小学二年级后，医生告诉我，我的褥疮比较严重，不能久坐，只能趴着读书。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是被压抑的状态，我的性格变得阴沉。被束缚的感觉，真的不好。
但是到台州学院后，我又慢慢感觉到自己被释放了。
大学之后，我开始坐在轮椅上听课。
我坐在第一排，我有了同桌，我开始平视很多东西。我想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和他们没有区别。我们在同一片空间里生活，在一个教室里呼吸。
大一，是我和班级同学交流最多的一年。班级的男同学，以寝室为单位，上午下午他们排班来接送我。在教室里，我们也会聊天，同学没有小心翼翼地对待我。
大一的暑假，我花了2700元，给轮椅买了一个电动装置。这笔钱，是我助学金的一部分。
开着电动轮椅，我可以自己行动，去观察触摸这个世界。
电动装置刚寄过来时，我在调试开关，它一下子动起来，把我的牙都砸出血了。在我妈妈面前，我什么都没说，也不敢说。
小时候坐轮椅，我摔倒的时候，会自己扶正轮椅，再爬上来。后来妈妈一直陪着我上学，我就没再摔倒过。
不过，大学之后，我摔倒过几次。
第一次摔倒，是大一。我们在赶路，男生一不小心，把我弄翻了。我记得路上有两个女孩子跑过来，她们一个扶住我的手臂，一个扶着轮椅，男生就抱着我，把我重新放回轮椅。
还有一次，是我开着电动轮椅去桐屿的路上。
去的路上坑坑洼洼的，我没注意，开过去，啪，摔倒了。妈妈和妹妹坐在邻居的电瓶车上，开在我的前面，完全没有关注到我。
车翻了，我躺在地上，附近有车来来往往，包括自行车、汽车、电瓶车。有些人会回头张望一下我，但是又开走了。没有一个人停下。
后来我妹妹注意到，我怎么没跟上，就让我妈妈回来。她看我在地上，就把我抱起来。
可能这就是社会和学校的不同吧。
事情过去之后，我就不想了。我很少回忆那些痛苦的事，这是我释放压力的方式。
快乐阶段
大二下学期，一个学姐在QQ上找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浙江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也是第一次熬那么多夜。
获奖之后，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参加比赛，还可以拿奖。而自己学的知识，可以用来应用，它不是书本上的东西，它能化为实践。
它有一种梦幻感。
大三开学后，我报名了三个比赛。每次比赛，老师说你们获奖了，咦，又获奖了。我发现，参加比赛，80%的机遇我可以拿到奖。那我就再试试，这一路就开始了……
每次比赛，我都会熬夜，只是熬得多和熬得少的差别。房间里，妈妈和妹妹都睡了，只有我的电脑还亮着。熬不动的时候，靠咖啡撑着，一包不行就两包。
晚上我和老师们说了晚安。但是半夜，我又会在群里发改好的讲稿，一直到早上。
我人生最快乐的阶段，就是今年十月份到十一月份期间。
浙江省职业生涯规划大赛，这是第一次以我为主角进行准备的比赛。我有三个指导老师，他们陪我一起改、一起完善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没有拿到奖，会辜负他们。
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成了我的下意识。
妈妈的爱
妈妈偶尔会问我，生病那时候她没在我身边，我是不是恨她。我说，这和她没有关系，她出去打工，是想给我更好的生活。
鲍文陆老师来看我之后，我想开很多。
那段时间，妈妈也在对我进行一个尝试，让我走出来。
我们家种农田，秋天的时候会晒稻谷。
妈妈会从邻居家借一个木制的脱壳机器，只要我摇啊摇，谷子就一颗一颗脱掉壳，掉到簸箕里，妈妈让我过去摇，她去接。我感觉稻谷就像金沙一样流泻下来，妈妈接住了金沙，好像也接住了我。
慢慢地，我就跟妈妈提更多的要求。我想去外面玩，你要陪我；我想去图书馆看书，你要陪我；我想去公园，你要陪我。
邻居家小孩，比我小两岁，妈妈带我出去玩，总会带上她。所有费用，都是妈妈承担。她让这个小孩陪我玩，给我找了伴。但这些，我到现在才明白，以前只知道两个人玩玩挺开心的。
妈妈偶尔也会抱怨，最后都会用一句话总结：看开了就好。但妈妈会反复对我说，哪些人帮了我，要我记住，要知恩图报，要更加努力。
我记得是一个冬天，早上雾气很大，周围树影在雾气里显得特别朦胧，我去教学楼的路上，太阳慢慢出来，光线刺破了浓雾。那时候还是大一，还是妈妈推着我的时候，特别难忘。
我每天都会记账，记家里的费用。妈妈不想体检，她怕自己查出病来，也不想去治疗，我就带她去了。她脚受伤的那段时间，也是我每天接送妹妹上下学。
现在大四了，我想的，就是找一份工作，努力攒钱。攒到一定程度，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带上妈妈和妹妹，费用我全包。
他人讲述——
唯有读书
陈孔建
我和苗苗是同村人，我是当时的村支书。
那个下午，我接到电话，说村里一个小孩发烧，人快不行了。我看到她时，她已经没有了意识。
她妈妈当时不在家，在杭州打工。我和几个人，一起把苗苗送到黄岩第一人民医院，医生说没救了。我们就连夜送她去了杭州，到达杭州时，外面下起了大雪。
杭州的医院把她救回来了，但身体残疾了。
苗苗是个漂亮的孩子，一下子从天堂到地狱，我看了伤心。这在她幼小的心里，打了个结。
读小学时，读到一半她又不想读了。
校长苦口婆心劝过她，我也问她：以后怎么办？每天趴着身子，父母老了怎么办？
她只能读书。
这孩子也好，后来愿意读书了，心有点变动，读书更认真了。
这一路，苗苗遇到了很多好心人。无论学校、部门、社会，都有很多人关心她。苗苗是在爱心中成长的。
我结对资助过很多学生，苗苗只是其中一个。
社会要发展，读书很重要。现在这个文明社会，知识比什么都重要。
我对结对的人说，叔叔不需要你们报答，你们把这份爱传播下去。
中学没毕业，我就没读了，现在觉得自己缺少的就是知识。我办企业的时候，曾经给应届毕业生讲过50分钟的课，他们问我，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的回答是：社会大学。我想，如果我读书了，现在的路都不一样了。
我当村支书时，在一个论坛上，代表讲话。下台后，别人问我：你是村支书？
我说，不像吗？
对方说，不像，你像教授。
他这么一说，对我又是一次心理创伤：为什么我不读书？
我把这种遗憾，都寄托在这些孩子身上了。
苗苗是个乐观的孩子，从她脸上的笑容，就能看出来。她渴望精彩的人生，对生命、美好生活有向往。她的眼神，别人没有。她没有时间去欣赏这个世界，只有一门心思读书。如果能考上大学，肯定就是个优秀的大学生。
现在，她获得的成绩，成了我特别骄傲的事。她这种精神，能感动心灵上残疾的孩子。如果她能工作，能教育到一大批人。
你的大事，学校的小事
蓬街私立中学董事长 叶林平
和我联系的时候，桐屿中学的戴晓波校长，已经四处碰壁了。我和戴晓波比较熟，他打电话给我，问学校能不能接纳她。
我听说了她的事情，她从小残疾，趴着上课，这个事情感动了我。我认为，作为一个民办学校，应该尽一份社会责任。电话里，我就答应了。
接纳她之后，就必须要解决几个问题。她住的问题，她母亲工作的问题，还有教室安排在哪里，很多实际的问题。
当时离新生开学的时间很紧，这事我就亲自一竿子负责到底。
我们特地选了一个大教室，把教室隔出四分之一，作为她的寝室。她轮椅推出来，就是教室，不需要经过台阶，都是无障碍。
在她住的房间里，我们设立了卫生间，安装了热水、抽水马桶，在教室外面，单独建立了化粪池。
她家条件困难，我们给她妈妈安排了保洁工作，一个月几千元。苗苗在我们这里读书期间，学费是全免的，餐费也是一分不收的。
既然决定接纳她，我们就要安置好她。
我们接纳她，是我们民办学校的社会责任。我们如果不接纳她，她的一生可能就没前途了。她的母亲不可能一直养育她，她必须要工作。只有读书，是她唯一的出路。
我和她说过，今后可以选一个财务方面的专业，考一个注册会计师，她可能是听进去了。
她刚来的时候，有点自卑。我能看出来她心里的变化，所以我尽可能不去打扰她。尤其她躺在床上，你去看她的时候，她会很不自然，不断整理头发，整理其他东西。考虑这种情况，我和她的母亲，交流比较多。
我就记得和她说过，对你个人来说的大事，但对学校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举手之劳。
因为她，他们班三年来教室都没有变。但从另一个角度，她也为其他学生树立了榜样，改变了学风。有些东西，都是相互的。
她毕业之后，各种渠道，我也都关注到她。她母亲每年都会来一次学校，送一篮桃子。不是什么包装箱，单单放篮子里的，这个比买的，价值高很多。她们有感恩的心。
一起成长
台州学院2018级财务管理34班辅导员 徐建伟
我和苗苗是同一年到台州学院的。我到校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两个志愿者，去接苗苗。
我们驱车到她家时，当时媒体、爱心人士、残联，都等在那边了。
在她家二楼，我看到她趴在自己的床上，床上有很多书，还有一台电脑。第一印象，就感觉这个女孩子很小，趴在那里，抬头望着我们。
专门就苗苗入学的事，学校领导层还开了一个会议。安排她的住宿，达到了拎包入住的条件。宿舍下方，还给她妈妈配了一个厨房。平时，他妈妈也做保洁工作。所有的东西，都给她开通了绿色通道。
除了生活上给的帮助，其他我们都没区别对待。比如，第一次查寝，苗苗的东西比较多，查寝的同学给她扣了很多分，没有偏袒。苗苗很紧张，说保证下次一定会做好，下次她的寝室就很干净了。
我们以为她学习会有困难，没有想到第一年，她考了班级第一。她会把自己的笔记、学习重点分享在班级群里。
一开始，我们考虑给她买张床放在教室，她拒绝了。她想通过坐着上课，逼自己成为一个普通学生，她想融入集体，融入学校。大二的时候，她给自己买了电动轮椅，感觉她解放了自己的天性，心扉都敞开了。
大家关心她，真的是因为尊重她，敬佩她自强不息的精神。她身上的光，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她所吸引，去帮助她。
苗苗是个很有灵气的孩子，我们一起参加了浙江省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她需要改自己的参赛文本、演讲稿。当我们发现问题，她立马拿出手机修改。执行力特别强，这一点非常给力。
从职规赛到国家奖学金评比，整个10月份，我们几乎全程陪着苗苗，周末也过来加班。好几次都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我们让她先回去，结果到凌晨两点，她把修改稿发群里，把我们惊呆了。
这一次，她获得了国家奖学金特别评审奖，这也是台州学院的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