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版: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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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8日 星期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纪念日。路桥区新桥镇的三名军人,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军旅生涯,共同忆往昔——
郑忠庆:我是战斗兵,也是工程兵


    本报通讯员於一影文 许雅群摄  

    郑忠庆生于1948年,1969年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师第238团战士,1969年为抵御苏联突袭北京,驻扎张家口一年半。

    郑忠庆有五个兄弟,无一人参军。他的叔父曾在参与解放战争时牺牲战场,从小听着叔父英雄事迹长大的他,早早在心里埋下了参军报国的种子。

    “参军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有什么好怕的?” 1969年,春节刚过,22岁的郑忠庆不顾母亲反对,执意参军。当时,新桥公社参军的年轻人有26人,仅郑忠庆一人被安排至当时号称“王牌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师第238团。

    一

    1960年代,中苏交恶。在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中,苏军被中国沈阳军区预先部署的部队伏击遭受损失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为抵御苏联袭击北京,郑忠庆所在的第238团奉命北上,严守张家口。

    “所有人都剃成光头,穿上苏式装备,各自的血型缝制在衣服领子里。”郑忠庆说,这一去,就等于“把脑袋夹在腋窝下”——不作生还的准备。

    12月的张家口,气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为了不暴露行踪,部队于夜间开展拉练。背着包括武器、背包在内的几十斤装备,日均步行一二百里。大雪没膝盖,走路非常不便。

    战士们饿了就吃酱油萝卜和干硬的玉米粒填肚子;每隔半小时轮流放哨,放哨回来也不能卸下装备;困了就靠着树小眯一会儿,睡十几分钟就会被冻醒。环境的恶劣,加上饥寒交迫、体力透支,许多战士经常路上走着,就突然睡着倒在半路,惊醒后又继续追上大部队。

    多数战士脚上有冻伤。郑忠庆的十个脚趾头,至今没有脚趾甲,脚后跟也已坏死,失去了知觉。常年的高强度活动,郑忠庆还落下了坐骨神经挫伤的病根。

    二

    为了抵御敌军炮火,郑忠庆所在的部队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打坑道。依靠坑道战胜敌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就是最好的例子。

    坑道里,既有作战准备,又有生活设施,一旦发生战争,就不怕敌人炮火猛烈,不怕敌机狂轰滥炸。由于单靠工程部队赶不上进度,防御体系必须尽快建立,炮火纷飞下,郑忠庆既要做战斗兵,又要做工程兵。

    在当时,打坑道只能采用人工掘进的办法。通过大锤、钢钎打眼,再将带导火索的雷管塞进炸药里,用木棍塞到炮眼里点燃放炮,点火后迅速跑到现场五十米外隐蔽,接着数炮声,当炮声和点火数相符,十分钟后可进去排险,就是把有可能掉下的石头用铁棍捅下来,最后是排碴,即用小车把爆炸产生的石碴排到坑道外的指定地点。

    长期在四处掉落粉尘沙砾的坑道中走动,口鼻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备,异物造成的呼吸道阻塞影响郑忠庆至今。

    一次爆破以后进行排碴的时候,发生塌方,进坑道的两名战友不幸遇难。郑忠庆说,战士们都忍不住哭了,但是战斗意志不能消沉。“想想抗日战争、红军长征那时候,多少生离死别,老一辈都挺过来了,我们今天都走到这一步了,必须要坚强。”

    三

    长达一年半的艰苦工程,从张家口北端东起大境门,西至万全县境,全长10余公里,到处都是大小坑道交错,蔚为壮观。

    也许是因为坑道与西太平山上明代长城同一走向,也许是有太多战士为之倾注汗水与鲜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条坑道被当地人称为“地下长城”。

    刚到部队的半年,受保密要求限制,郑忠庆与家里失去联络。“那段时间,想起母亲一定每日在家里期盼我的消息,又担心她的身体,寝食难安。”

    半年后,郑忠庆每个月有一次写家书的机会。但是,时常这边铺开纸张,常因拉练或紧急集合而搁笔。即便如此,郑忠庆在家书里最常写到的是“我在部队一切都好,母亲身体要紧,勿挂念”。每个月发来的6元补贴,也被他硬“掰”出一半随信寄回。

    “当年吃过的苦,现在回忆起来难以置信。” 近五十年过去了,当年在张家口打坑道的景象,还有生死与共的战友,令郑忠庆魂牵梦萦。

    “我时常梦到那个时候,我们所在的地方一片荒山野岭,我和战友一个人拿大锤打,另一个拿钢钎……”郑忠庆动情地说,“不知道我们当年打的坑道现在怎么样了,很想和当年的老伙计回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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