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版:百姓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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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30日 星期

米贩、木匠与绣女

老农卖米快五十年了。
徐德生曾远赴甘肃做木工。
制衣厂车间里的女工。

    本报记者陈洪晨文/摄  

    椒江下陈街道日山份、南野份、岸里、后徐等村,俗称“沙北片”,这一带聚居着大量徐姓人。

    自上世纪下半叶起,沙北片的制衣行业十分发达,当地女子多善女红。而男子除了种口薄田,还外出讨生活,村中至今有许多商贾小贩、能工巧匠。

    穿梭的米贩

    走进岸里村,农田与住宅交织成趣,房屋簇新,水泥路四通八达。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穿过村委会办公楼前的小路。一辆运副食品的小货车迎面驶来,双方都放慢车速,老人斜身把车停靠在一侧,让小货车先通过。

    我们注意到,老人的三轮车斗里,装了三大麻袋米。村干部与老人搭腔:“阿公,卖米去啊?”“诶。”“卖米几年了?”老人冲我们比了一个手掌:“快五十年喽。”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沙北片的农民除了务农,还做些小生意,多为流动贩卖本地的农特产,如发糕、豆腐、橘子等,其中卖米者尤其多。

    在南野份村,我们遇见了徐云法。今年61岁的他,自1980年开始卖米。“也不记得怎么开始干这行了,看村里有人卖米赚了钱,就学样去卖。”

    他每天天一亮出门,到附近的集市向农民收米。哪个村四九市,哪个村三八市,他烂熟于心。到了八点,他已站在万济池农副市场的棚屋里叫卖了。

    “那时粮店也卖米,粮店的米糙一点,不好吃,价格便宜。农民自己种的米香软,好吃。城里人喜欢找米贩买米。”他回忆,从农民那里收购米三毛左右一斤,卖出去五毛一斤,一斤米能赚两毛钱。

    “市场有的日子兴,有的日子冷清,没法捉摸的。有时米卖剩了,我就在万济池附近的人家租个角落存米,一天一块钱租金,第二天少进点,取了前一天的米继续卖。有时生意特别好,一早上就卖完了,我就到粮店里拉点米,下午接着卖。”徐云法笑着挠挠头说,“这就有点以次充好的味道了,不过粮店的米我会卖得便宜一点……”

    起初,徐云法骑着自行车去收米、卖米,“最多能运400斤,前面放80斤,两个麻袋挂在三角档上,一边160斤”。每天,他都蹬着两百公斤重的自行车走街串巷,去市场,也去一些田地稀薄的乡下。

    1985年,他开始雇黄包车运米,“一天能卖800斤”。到了2007年前后,他开始雇机动车运米,“一天卖1000斤也可以”。

    除了卖米,他曾与四五人合伙,运橘子卖到南京,运荸荠卖到无锡、安徽等地。“最好卖的是大白菜。我们早晨从温岭进菜,下午3点出发,押车到义乌,晚上8点开卖,一车白菜一会儿工夫就被义乌的菜贩子拉完了。合伙的朋友晚上6点再押一车,11点到义乌,一直卖到凌晨。一天下来,一个人能分到200多元利润。”

    2010年,徐云法进入一家节日灯厂当包装工,结束了30年的米贩生涯。“在厂里上班,一天赚50元、100元,没有卖米赚得多,但心情轻松多了,以前每天出门都担心,米能不能卖出去……”

    远行的木匠

    正如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沙北片是个出工匠的地方,各村泥水工、油漆工、水电工一应俱全,木匠尤其多。上世纪末,他们还将木工生意做到西北、东北各省。

    今年58岁的徐德生是其中之一。

    1981年,20岁出头的岸里村青年徐德生,到邻村拜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木匠为师,跟着远赴甘肃兰州做木工。“村里木匠多,木工活基本上都有人做了。听早出去的一拨人说,北方木匠没有南方木匠手巧,做出来的家具不那么精细,北方人喜欢雇我们。”

    头两年,当学徒,没有工钱,但徐德生勤学苦练,把师傅的看家本领悉数掌握。出师以后,他辗转于兰州、金昌、白银、酒泉等地接木工活,也从本村带徒弟到甘肃。

    “北方人雇木工,大多是给儿子准备结婚用的家具,大衣柜、写字台、床,全套的。他们特别好客,做工期间就住在雇主家里,有时候这家没做好,下一家又来叫了;有时候没接到活,雇主也留你继续住,直到接到活才搬到下家。”徐德生回忆,“在北方,睡炕,吃馒头、面条,这些都能习惯,最不习惯的是气候。冬天零下十几二十几度,在户外锯木头,手都冻木了……”

    那时候,徐德生一年只回家一次,腊月十几来,正月十五刚过,又回甘肃。

    “到七号码头乘403、404,坐船到上海只要6块3,你能想象吗?从上海再坐火车到金昌,要两天半,车票80多元。”他说,“每回总是大包小包,背着、提着、扛着,有衣服,有工具,还从家乡带一些北方买不到的材料,行李得有100多斤。”

    靠着外出做木工,徐德生攒下不少钱,回乡娶了妻子,把妻子也带到甘肃。1986年,他在金昌开了家具店,既卖成品家具,也接受定制,生意红火,一年能赚六七千元。直到1994年,孩子上小学了,徐德生一家才回到椒江。

    如今,徐德生仍以木工谋生,除了做家具,他还辗转于椒黄路三区,做新房装潢。

    “木工活要三四个人合作,才忙得过来。有时我当工头,叫几个小工一起做,有时村里别的木匠接了活,我到他们手下做小工。”徐德生说,“现在客户要求高了,不光要质量好、做得精,还追求样式新颖。板材也越来越好,不像以前那么笨重,近几年甲醛释放量低的环保板材最受欢迎。”

    绣女的嫁妆

    51岁的徐美芳记得,1989年她结婚时,嫁妆中有一样是“洋车”,即缝纫机。“洋车是女人糊口的工具,人嫁到哪里,洋车带到哪里。”

    徐美芳家住日山份村,做衣服已有30多年。“小时候,村里几乎所有女人都会绣花、做衣裳。没人教的,就坐在母亲身旁看,慢慢看出点门道,自己学着做,补贴家用。”

    徐美芳小学毕业后,就到花厂领布和丝线,回家照着布面上画好的图形,一针一线地绣花,绣好了送到花厂换钱。“小的十元一件,大点的十几元,两三天才能绣好一件。”徐美芳说,“绣衣厂的成品很贵,都是出口海外的,我们自己从没穿过。”

    1985年前后,绣衣不再畅销,沙北片许多绣衣厂转型生产拉链衫、夹克衫、长裤、棉袄等。徐美芳开始学着做衣服,“村里的老裁缝办了个学习班,教画图、量尺寸、裁剪、缝制等,学费不便宜,但我们都报了名” 。

    学成以后,徐美芳到制衣厂领取布片,拿回家缝制成衣。“这时候不再靠手工缝制了,家家户户都买洋车。女人出嫁,也流行嫁洋车到婆家。”

    “以前的洋车是脚蹬式的,从早踩到晚,两只脚很吃力。”她回忆,“缝一件衣服挣1.5元,一天能缝10件左右,比绣花收入要高一点。”

    44岁的徐春燕记得,1995年她结婚时,嫁妆不再是“洋车”,而是一台上海牌“高速车”——一种新型缝纫机,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

    “那时候‘高速车’刚出现,很新奇,要2000多元一台。刚开始只有一些工厂置办了,女工们可以到厂里用,后来许多女工为了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做工,就咬咬牙自己买了。”徐春燕说,“以前生活很辛苦的,早晨起来买菜、烧饭、送孩子上学,干完家务才到厂里领布片,在车间里做到11点,回家烧饭,下午在家接着做,一直做到晚上。”

    到了2010年前后,制衣行业不断发展,“高速车”逐渐被淘汰,缝纫效率更高的“电脑车”出现,女工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现在,手脚快的人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元,甚至上万元。”徐春燕说。

    两位女工注意到,近几年,制衣厂的熟练工越来越难招了。

    “以前绣花的时候,村里绣女多,工厂生意少。我们要拿厂里发的绣花证去排队,才能领到活。领了布就没日没夜赶工,把绣品交上去,排队领下一批。”徐美芳说,“2000年前后,厂里女工就减少了,有的去超市上班,有的自己卖衣服。现在,年轻姑娘对绣花、做衣裳没有兴趣。她们都去读了大学,选了自己喜欢的职业,以后村里恐怕没人学做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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