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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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0日 星期
和合史话之三
史伯的教导(一)


    何善蒙 天台人,中共党员。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浙江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阳明学研究会秘书长、浙江省民俗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台州学院和合文化研究院院长等。

    《尚书·尧典》中对于国家治理的形式,有过比较系统的说法:“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想达到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并且与天下各国和谐相处的话,就必须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开始,然后才能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在宗族治理好的前提下,国家和天下的安和太平才是有可能的。这段话也是通常被用来描述中国古代的和谐治理形式。从政治诠释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历史上一般都认可这样的叙说形式,由此也在中国形成了和谐治理、协和万邦的基本政治理念。这样的观念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中国文化是和合文化。

    当然,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最早对“和”有着独到理解,并且讨论了“和合”观念的人,应该是西周末年的史伯。或者说,在史伯那个时代,中国古人具有了非常明确的、系统的关于“和”的理论性思考,这种思考,当然是以此前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作为基础的。史伯是西周末年(准确生卒时代已不可考,大概生活在周幽王时期)的太史,作为史官,掌管起草文告、策命诸侯、记录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等,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位非常有知识涵养的人物。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史伯的记载,主要就是《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这一篇文字;另一篇文字《国语·周语上·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也通常被认为是史伯的言论,但是,事实上伯阳父和史伯并非一人,伯阳父的生活年代可能要略早于史伯。

    《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这一篇文字,是郑桓公和史伯之间的一段对话。周幽王时期,政治混乱,当时,周幽王命郑伯友为王朝司徒,主管教化。郑伯名友,周宣王庶弟(即周幽王之叔),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爵位伯,故称郑伯友;他谥号桓,为后来的郑国开国之君,称郑桓公。郑伯友考虑自己家庭和郑地子民的安全,想作大规模的搬迁,而找史伯商量,讨教办法。文章开篇即说:“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很清楚,这是桓公从自己的处身立场角度出发,提出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尖锐的问题,也见当时政治形势的严峻。史伯的长篇大论,详细分析了天下形势,为郑伯友指明了落脚之地。很明显,这是史伯为郑桓公指点天下的文字,其社会、政治意义自不待言。文章的结尾:“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这也就非常清楚地表明史伯对于形式分辨得非常清晰、准确。从这个角度来说,史伯无愧于“尽知天下第一人”之誉。

    当然,史伯的这种政治判断能力,是跟他作为史官的经验累积和敏锐有密切的关系。在史伯的这种政治、社会形式评判的背后,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史伯对于“和”的深刻的领会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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