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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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9日 星期

五六十年代全国有影响的“七仙女”

  当年的“七仙女”
  当年的部分奖章

  “七仙女”是椒江葭沚街道(原黄岩县栅浦乡)上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集体,是当时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很骄傲,也很自豪。

  台州档案

  椒江栅浦七名女社员从插秧能手到种棉能手,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潘仙招 (潘仙招,“七仙女”中的小妹,黄岩城关中学退休教师)

  “七仙女”大多20岁左右,最小的16岁

  1958年,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在农业生产中,要抓季节、抢时间、夺丰收,所以劳动力不足问题尤为突出。为了解决当年春耕的劳动力问题,海门公社栅浦乡党委决定借大跃进、大比武的东风,组织全乡妇女进行劳动竞赛,从而调动妇女积极性,让她们走出家门,与男社员一起参加劳动。

  可是在当时,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女当男工,倒败门风。”乡里很多妇女思想不解放,不愿出来劳动、参加比赛。为此,在当时乡党委书记徐仁瑶的带领下,乡干部们反复上门做妇女的思想工作,全乡妇女掀起了劳动大比武的高潮。

  为了组织好插秧比赛,乡里专门安排了男社员插秧能手对妇女们进行了插秧培训。比赛时先由各小队和各大队进行选拔,然后再到乡里参加决赛。在决赛中,选出了贺凤英、许梅香、王美云、杨领凤、何金凤、王仙凤,还有我,共7名插秧能手,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最小的我16岁,当时还在念书。

  栅浦“七仙女”,插秧赛男人

  紧接着,我们还与男社员进行了插秧比赛。比赛时,我们七人都铆足了劲,拿出了自己最快的速度。

  参赛的男社员见状都慌了手脚,只得认输。站在田岸上观赛的社员们都大为惊叹,称赞我们“插秧好比鸡啄米,赛似天上‘七仙女’。”当时大家都觉得“七仙女”的形容很贴切,于是乡党委就把我们命名为“七仙女”。之后,海门公社也组织了全公社妇女的插秧比赛,我们七人在比赛中又夺冠。

  后来,在黄岩县三级大会上,县委书记吴书福曾称赞我们说:“栅浦‘七仙女’,插秧赛男人,不但女同志要向她们学习,男同志也要学习”。这样,我们“七仙女”的事迹很快在全县传开。那时,县里对我们很重视,把我们当做一个典型来宣传,县妇联主任王友华还带着一批县里的同志到栅浦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鼓励我们,培养我们。我们“七仙女”也是信心满满,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召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同男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当1958年春耕开始时,全县妇女就大干了起来,春耕劳动力紧缺问题也得到了缓解。

  默认全国插秧比赛第一

  为了提高插秧技术,我们进行了艰苦训练。一开始,没有练习用的秧苗,我们就上山采松针代替;没有场地,我们就刨草化灰铺在地上,当作水田。后来,我们承包了乡里的20多亩试验田,有了训练场地。

  为了解决秧苗问题,我们又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催芽和温床育苗技术,育苗成功后就开始在水田里练习。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我们始终坚持。特别是在早春,清晨水田里还结着厚厚的一层冰,我们照样毫不含糊地下田练习。因为白天要跟其他社员一起劳动,只能把练习的时间安排在早晨。这样几天下来,我们个个都累得直不起腰,全身酸痛,但是没有一个退缩。练习插秧不仅要讲究速度,还要讲究质量。经过反复琢磨,我们苦练了一套快速插秧法。即插秧时,左手拇指和食指分苗,并靠近田面,右手接种。同时,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当插左边的苗时,右脚向后退一步;当插右边的苗时,左脚向后退一步,这样左右脚来回交替,一横排插9株。经过反复练习,我们插出来的秧苗不管横排还是竖排都整齐划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58年“双夏”时,我们插秧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男社员正常速度的一倍以上。

  从1958年“双夏”到1959年春耕,我们“七仙女”作为集体先后参加了全县、全地区、全省的插秧比赛。每次比赛我们都是团体第一。在地区比赛时,温州专区还为我们制作了有“七仙女”插秧图案的纪念章。而特别有意思的是,本来是要举行全国插秧比赛的,在全省比赛时,外省派来参观的插秧能手看到我们的比赛后,觉得他们的插秧速度和质量远远不如我们,于是就默认我们为全国第一了。我们“七仙女”成了当时的先进,名声也就越来越大。各地到我们栅浦参观学习的也很多,与我们实地比巧,向我们学习技术。那时,人人赶先进,个个争上游的风气十分浓厚,仅温州专区就建立了4700多个学习小组。1959年到1963年间,我们“七仙女”作为一个整体,栅浦乡政府专门为我们提供了水稻试验田和棉花试验田,让我们有了开展生产试验活动的场所,在我们成为插秧能手的同时,又能够在棉花种植上大显身手。

  从学习到成为种棉花能手

  1959年3月,我们开始种棉花,不仅在棉花田上种,而且把原来的水稻田也改种了棉花。

  当时,栅浦乡种棉花的人不多,我们“七仙女”中也只有大姐贺凤英种过,但知道的也不多。如何种棉对于我们来说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没有办法,我们只有找当地的老棉农学习。在他的指导下,我们首先深耕试验田、翻土,然后往地里施栏肥、河泥等基肥,再把棉粒种到地里。当时也不知道要做防冻保温措施,结果没多久,我们就发现棉粒都烂在了地里。那时我们的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加上有些社员还在私底下议论纷纷,说我们女人种棉连籽都捞不着,就觉得更委屈了。但是,我们没有灰心,反而千方百计地想要提高植棉技术。后来得知慈溪有个种棉花的能手叫何巧娥,棉花种得极好,大家商量后就派六姐王仙凤去慈溪学习种棉技术。剩下我们6人在家夜以继日地赶制培育棉苗的营养钵。一开始不熟练,我们一天只能制作8千多个,后来慢慢熟练了,能制作10000多个,最多达到18000多个。制营养钵相当辛苦,我们把鞋底都磨破了,脚底心、手心都磨出了血泡。移植营养钵时,整天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大家又把肩皮给磨破了,但是谁都没有喊过苦,叫过累。移苗不久就遇到了干旱,棉苗都蔫了,我们心急如焚,马上采取措施,深夜2点起来给棉苗浇水,一直浇到太阳升起;下午从5点开始浇到天黑。经过几天的奋斗,棉苗终于慢慢恢复了,我们的心也放下了一大截。后来棉花出现了病虫害,也控制住了。到了7、8月间,我们采用从慈溪学来的种棉技术对棉花进行了打顶、整枝、去老叶,改善棉田小气候,搭好丰产苗架。真是好事多磨,等到棉花丰收的时候,又遇上了台风。虽然事先做好了准备,对棉花进行了固定,但是由于风雨太大,棉花还是被吹得东倒西歪。到了晚上,风雨更大,葭沚江边的堤岸决堤,严重威胁到了棉田和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在大姐贺凤英的带领下,姐妹们和广大社员一起抢修堤岸,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大姐率先跳进了水中,用身体堵决口,大家见此情景也都纷纷跳入水中,把一袋袋草包填进决口,经过了一整夜的战斗,终于把决口堵住了。战胜了诸多困难后,当年的棉花终于迎来了丰收,亩产达到了620斤。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收的果实,我们七姐妹都很高兴。

  另外,我们当时在栅浦东岸的河边高地上还种了10株大棉花。从栽种到采棉基本上都由我一个人负责。收获时,这10株大棉花平均每株结桃500多个,最多的有540多个,一株棉花收籽棉5斤半。在10株大棉花中,有3株分别送给了海门文化馆、黄岩“跃进馆”和省农业展览馆进行展览。

  此后,我们针对前期棉花种植中存在的问题,多次到慈溪种棉能手何巧娥那里学习取经,改进种植技术,提高棉花亩产。并主动给当地棉花种植户介绍经验。这样,我们“七仙女”在棉花种植上的成功大大鼓舞了葭沚群众,学“七仙女”,赶“七仙女”,超“七仙女”的竞赛也随之兴起,群众的干劲越来越足。

  参加人民大会堂奠基典礼,出席建国十周年观礼

  我们在农业生产上的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无私奉献得到了党和群众的认可,也赢得了诸多荣誉。

  1959年,贺凤英、王仙凤等分别代表“七仙女”到慈溪、余杭、上虞和金华等地介绍先进事迹。我还专程到省广播电台录制节目,介绍“七仙女”的事迹。许多报纸、杂志都对我们的事迹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文汇报》、《浙江日报》等都曾多次刊登了“七仙女”参加生产、学习的照片和先进事迹。其中,仅1959年、1960年的《浙江日报》中介绍“七仙女”的文章就有上百篇,头版20多篇,头条8篇,头条专版4篇,社论中有“七仙女”事迹的6篇。特别是1959年3月7日的《浙江日报》用整个头版介绍了“七仙女”的先进事迹,并配上《向“七仙女”看齐》的社论。此后又一论再论,连登4次。

  1960年2月10日《浙江日报》在头版题为《全省青年和妇女群英大会师——全省青年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召开》的报道中指出:“在农村以黄岩‘七仙女’为榜样,全省出现了156万9千多名的插秧能手,带动了400多万妇女下田插秧。还有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和浙江电影制片厂等也多次拍过关于“七仙女”活动的纪录片,如《丰收红旗处处飘》。1958年至1963年间,我们“七仙女”集体和个人连年不断地以劳动模范、先进积极分子、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身份参加中央、省、地、县有关大会,并多次受到表彰。其中,贺凤英代表“七仙女”先后2次出席了全国劳模会议,还分别于1958年和1959年作为“七仙女”代表参加人民大会堂奠基典礼劳动和建国十周年观礼;许梅香曾代表“七仙女”出席195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大会。

  (稿件来源/黄岩区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本报略作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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