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传媒记者彭 洁/文 杨 辉/摄
一只气宇轩昂的金乌振臂展翅,昂首远眺,似要一飞冲天;一只质朴敦实的玉兔前肢点地,后腿弯曲,如欲一跃而起。而青铜的重量,将金乌玉兔蓬勃的瞬间定格成了永恒。
宋青铜金乌玉兔,被认为是用于祭祀或祈福的道教法器,现藏于天台县博物馆。
文物
金乌与玉兔,并排陈列,相对而立。
金乌三足,嘴如镰刀一般,矫健强劲的羽翼展开,几欲飞翔,似有风从羽毛间生出,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和勇气。
玉兔脚踩祥云,眼睛灵动有神,双耳高高竖起,躯体圆润。通体刻饰细密流畅的线条,就像温润柔软的兔毛,能随着跳跃微微颤动。
东汉王充在《论衡·说日》中有言:“儒者曰: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从古至今,人类敬畏自然,仰望天宇,对日月都充满了想象。而在古人的想象中,太阳是靠三足乌背负在天上运行的,三足金乌便是太阳的具象代表;玉兔经由西王母和嫦娥奔月等神话传说,成为天宫使者,也成了月亮的别称。
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当太阳逐渐隐没在西方山脉,金乌完成了一天的使命,收起翅膀,玉兔带来的星辰夜空则继续映照着苍茫大地,这便是一日的轮回。
“兔走乌飞不住,人生几度三台。”宋代词人晏殊的词,用“兔走乌飞”道尽光阴飞逝,人生苦短。
来历
在探究宋青铜金乌玉兔的来历时,几经辗转,记者找到了84岁的张德江老人。作为原天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老人的记忆如同一本记载着天台文物的大书,鲜活,厚重。
1973年,张德江参加了国清寺整修委员会,从事文物保护工作。1976年,天台县文管会办公室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国清寺,张德江成为文管会的第一个专职干部。
宋青铜金乌玉兔,也是在这一年征集入藏的。
“那天,我在单位办公,新民公社的洪和元书记一大早就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洪书记是我的老朋友了,还没寒暄几句,他就从后面一个小同志手里接过一个纸箱子递给我。我打开箱子,看到里面装的就是这对青铜金乌玉兔。它们通体彩绘,脚踩祥云纹底座,造型生动,雕饰精美,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好东西,就问洪和元,这么好的东西是哪里来的?”
在天台县博物馆的介绍里,宋青铜金乌玉兔出土于天台焦山庵,但“焦山”可能并不是最准确的地名。张德江说,“焦山”又名“照山”或“诏山”,与“焦山”在天台方言的发音相似,具体位置大约在如今水南村的西南边。“诏山”上有个“诏山洞”,原本是个道观,因无人打理废弃了,后来来了一位信徒,将道观简单打扫后住了下来。
那一天,洪和元下村走访时,正好路过这个道观,又因为与信徒相熟,就进去歇歇脚。没坐一会儿,信徒抱来一个盒子放在他面前,说“这是我早前在这地里开荒种菜时挖到的,放在我这里很多年了”。盒子里装的,就是这对金乌玉兔青铜器。
洪和元看了一眼,知道这是个“老物件”,也知道天台县文管会一直在收集文物,连忙说:“这是文物,地里挖出来的都是属于国家的,要上交,我来帮你联系文管会。”
信徒说:“我相信你,就麻烦你替我交上去吧。”
隔天,洪和元就找到了张德江。在对青铜金乌玉兔的形制、材质、工艺、风化程度进行考察后,张德江认为,它们是唐宋时期的道教用品。随后,他联系浙江省文保所专家进行鉴定,正式确定为宋青铜金乌玉兔。
张德江还对文物的出土地点诏山洞进行了考察。在他的记忆里,“诏山洞在当时通石溪乡公路南侧山脚下,洞口有几间檐屋,屋前空旷,种有瓜果。后来被开山取石挖掉了。”
青铜和仪式
宋青铜金乌玉兔,均为青铜材质。金乌含座通高17.0厘米,长19.5厘米,翼展24.8厘米,重2.86千克;玉兔含座通高21.7厘米,长18.3厘米,宽6.5厘米,重4千克。
学者蔡明曾在2017年10月的《大众考古》上发表一篇名为《稽古维新——铜器在宋代的新生》的文章,文中说:“中国青铜器最辉煌的时代莫过于商周……三代以后,青铜礼器趋于没落,此后历代虽偶有出土,却多被视为‘祥瑞’……直至宋代,文人士子好古、藏古、考古之风蔚然而兴。吕大临所著、成书于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的《考古图》,是此时金石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铜器寂寞了一千多年,终于在宋代迎来了新生。这时的铜器,大致可归为堂供祭祀、四般闲事、文玩娱乐三类。”
学界普遍认为,象征中国古史三代的青铜器物,在宋代大放异彩,并衍生出了影响后世深远的“金石学”。这里的“古史三代”,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朝代——夏、商、周。
除了材质,宋青铜金乌玉兔还被赋予特殊的意义。
“从青铜金乌玉兔背上的凹槽可以猜测,金乌背上原来应该立着一个太阳,而玉兔背上则立着一个月亮。这是一对出自道教的法器,用于祭祀或祈福,并不是纯粹观赏用途。”天台县博物馆馆长陈缅表示。
在中国本土教派道教中,金乌与玉兔代表着金丹修炼的阴阳协调。《道书十二种·象言破疑》中记载:“日中有金乌,为阳中之阴;月中有玉兔,为阴中之阳。日在卦为离,外阳内阴,喻其刚中有柔之义。月在卦为坎,坎外阴内阳,喻其柔中有刚之义。金丹之道,惟取刚中之柔,柔中之刚,两味真阴真阳大药,熔化一气而成丹……”
宋代,在皇帝的尊崇和国家力量的大力投入下,道教进入一个突出的“复兴时代”。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天台,正是道教南宗的创立地。祖庭桐柏宫始建于三国吴时期(229—280),也在宋代时达到了鼎盛,曾有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围绕在桐柏山头,道士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宋青铜金乌玉兔,见证了当时道教的兴盛。
宋代也被认为是道教仪式发展的全盛期,“不仅许多新的道派成立,不少道士学者也致力于仪礼的制定及改革,融合了古法与新意”。其中一点,就表现在“道教仪式所需的物品及图像越来越多”。
日月如流,朝代更迭,宋青铜金乌玉兔,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亦见证了历史的繁盛。
(参考书目:《道教图像、考古与仪式——宋代道教的演变与特色》/黎志添编著、《青铜器与宋代文化史》/陈芳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