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洪晨
“我的亲人里,有一位可敬的老党员、革命者。他与你们是同行,曾在新华社工作。他是三门悬渚人,名叫骆风。”不久前,一位名叫俞高临的读者联系我们。
63岁的老俞是《台州日报》的忠实读者,在本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辟的“领航”专栏中读到许多台州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故事。
老俞有一本珍藏多年的旧书《骆风诗集》,书中收集了大量诗歌、版画以及篆刻作品。诗集的作者骆风,是老俞爷爷的堂弟。虽从未谋面,老俞通过搜集和阅读资料,对这位亲人的事迹如数家珍。
后来,我们辗转联系到骆风定居在北京的长子骆汉城。在他的叙述下,这位台州革命者的面孔,逐渐变得清晰、生动。
一
骆风原名俞圣舟,1919年出生,幼年曾就读于三门悬渚小学、海游小学、亭山小学,后进入临海回浦中学、天台大公中学读书,1937年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
学生时代的骆风是一名文学艺术爱好者。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就在报刊上发表过充满激情的抗战诗和散文,以及线条刚劲的抗战版画。
1938年12月,骆风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0月入伍,在新四军江苏昆山游击区担任歇马桥特支组织委员,公开身份是民运工作干部。
1941年4月,骆风调到江南社,开始从事新闻工作。
江南社是中共路东特委的宣传出版机构。除出版《大众报》以外,还出版综合性杂志《江南》。当时,《大众报》的副刊《大众园地》就由骆风编辑。
《大众园地》拥有大批的读者,除地方工作干部和部队指战员以外,还有当地许多知识青年,稿件经常是“编一余四”(即编一期还余四期的积稿)的。
骆风对每一篇来稿都仔细审阅,经过审阅的稿件分成四类:甲类是基本可用、部分可用的;乙类是经过补充和改写以后可用的;丙类是稿子虽不能用,但其中某一点有可取之处,可以请作者就此再写一篇的;丁类是不能用的。对于乙、丙、丁三类稿件,骆风逐篇给作者写信,再征求作者意见。作者们对骆风这种处理稿件的方式十分赞赏。
“编者应该跟作者成为挚友。”这是骆风总结的一条工作经验。以后,他每调到一个新闻出版单位,都经常向新闻同仁讲述这条经验。
二
1941年10月初,骆风调到苏中三地委的《江潮报》担任副主编。1943年春天,骆风调到浙东区党委,担任新华社浙东分社特派记者,这是他从事新华社工作的开始。
1943年6月,骆风去余姚、上虞地区采访,获悉国民党特务人员和余姚城内的日伪人员相互勾结的情况,待我军设法进一步查清事实后,骆风让通讯员连夜将材料送交浙东区党委。
这件事以后,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和分社的负责人提出,每个记者外出采访,除了写公开报道的消息以外,还要注意收集不能公开报道的参考消息。
新华社浙东分社发“内部参考消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骆风在浙东工作期间笔耕不辍,有段时间,每期《新浙东报》上的本区消息几乎都是他采写的。
1943年7月,他报道了浙东敌后各界民众代表集会,坚决要求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内战;1943年11月,他在前线阵地写道,“浙东第二次自卫战争爆发,国民党挺进第三纵队贺钺芳部等顽军向我四明山、大岚山阵地猛烈进攻,我军奋战终日将顽军全部击溃”;1944年元旦,骆风随军奔袭章家埠,在曹娥江边写道,“我军元旦奔袭章家埠,打击国民党‘挺进第五纵队’”;194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浙东人民沉浸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欢欣之中》稿件的一部分材料,也由骆风提供……
新华社浙东分社和《新浙东报》是一个工作单位,骆风同时也是《新浙东报》编委、采访室主任。在我军自卫反击战中,他曾带领地方武装一个排进入上虞城,抢运出当时《新浙东报》需要的印刷机。
在浙东自卫反击战中,骆风连续9个多月随部队行动,除了采访消息以外,还经常跟政工干部一起帮助组织担架队,或代表部队向遭到国民党军队抢劫烧杀的困难群众进行慰问和宣传。
三
1946年3月,骆风调到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工作。同年10月,骆风担任《辽宁日报》总编辑,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编辑部长、采编主任。
这时,一批本地知识青年加入了报社。他们热爱新闻工作,但文字水平普遍不高。骆风特地编写了一本《词句方法》,每天晚上发完稿以后,给青年们讲授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由于青年们缺乏新闻写作基本知识,骆风又编写了《新闻写作诸问题》,以青年们自己所写的稿件为例,利用工作间隙给他们讲授。
从1947年5月到1950年底,三年多时间里,骆风除了外出参加会议,日日夜夜都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审改稿件,经常白天工作八九个小时以后,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到第二天凌晨。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以后,骆风曾赴朝鲜,帮助朝鲜重建朝通社,并发回了大量志愿军抗击侵略者的报道。
1953年5月上旬,骆风调到新华社总社,在国内新闻编辑部任副主任,主要分管工业组,同时兼管民族组、内部参考组和国内资料组。1958年9月以后,骆风被借调到前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等,帮助编辑内部刊物。
四
1982年,骆风从国家计委岗位上离休。
骆风的夫人陈玉珍回忆,离休后的生活对骆风来说,是做学问和著撰的黄金时期。在前5年,他的编著、专著就达到450多万字。
此时,还有不少人请骆风帮忙看稿、改稿,他从不推脱,义务为有需要的新闻同仁帮忙。
除了毕生从事的新闻事业,骆风在篆刻艺术上也投入了大量精力。
他研究印章篆刻数十年,像研究语法一样认真刻苦。
他把西洋图案的某些技法跟我国传统图案的技法相结合,运用于篆刻章法结构之中。有一位老同志在一本刊物上看到骆风篆刻的图章印以后,给骆风写信说:“你的篆刻,不但可看性强,给人一种美的享受;而且耐看性也强,经得起细看,从中可以领略你在书法、章法和刀法方面的高深造诣。”
“骆风自1982年离休以来,包括星期天在内,几乎没有一天是空闲着的……他这样忙,究竟忙的什么呢?除了读书以外,就是编书,写作;为别人修改文稿;篆刻图章;教育自己的子女。”国家计委老干部局的一份材料中写道。
2005年7月,这位毕生为新闻事业献身的老人于北京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