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元 /文

在农家旧式四合院的天井，俗称道地头的中间，支起两口大铁锅，一年一度的熬红糖又开始了。

在三门亭旁，每年的冬至前，是农家熬红糖的日子，也是我儿时期盼的日子。

入冬后，地里的甘蔗甜了，砍回家后就等着熬红糖那天的到来。那时生产队公房前面的一块空场地上，早已架起了一台碾糖机。碾糖机是给甘蔗榨汁用的，两个锃亮的竖向钢滚筒组成的铁家伙，安装在一个挖着接水槽的宽大木凳上，滚筒的上端连接着一根长长的有些弯曲的木杠，木杠的这一头拴着一只牛轭，用来套牲畜。碾糖时，这边用老牛拉着木杠转圈，牛的拉力转化成那头两个钢滚筒的快速转动，这时那边一个人将甘蔗从两个钢滚筒中挤进去，另一个对面接住甘蔗渣子，而甘蔗水，就汩汩地从滚筒间泻落到有槽的台凳上，然后流到下面的水桶里。

我小时候，常充当驱赶老牛的角色，跟在老牛后面，手握短竹梢，一边挥动，一边嘴里“嗨去、嗨去”叫着，生怕老牛偷懒停下脚步。

碾糖机不仅是熬红糖第一步的工具，也是我们淘气小孩子玩乐的一件新玩具。架好碾糖机，不仅意味着熬红糖的日子小孩们有糖解馋，而且可以玩乐。儿时与小伙伴们常趁大人不注意，一个小伙伴抱在牛轭一端的木杠上，其他的推着木杠跑着转圈，设法将杠上的小伙伴转晕转掉下来为止，然后另一个接着上，看谁转的圈数多，谁就厉害，输的小孩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其他小孩在手掌上狠狠地拍一掌——愿赌服输嘛。

榨好甘蔗汁，就开始点火熬红糖了。那时小家小户，农具也不是每家每户置办得很齐整，不像现在条件好了都可以支大铁锅到道地塘去熬糖，多数的就在自家做饭的大灶台上煎。记得那时家里用沥豆腐渣用的白色豆腐袋子或是筛粉用的筛子先给甘蔗汁过滤掉杂质，然后将甘蔗汁注入锅中烧。一根根柴爿塞进灶膛里，熊熊大火燃起，时不时地爆出“毕毕剥剥”的声音，甘蔗汁在铁锅里配合着翻滚跳舞。

起先，清绿的汁水上面时不时地浮起一层泡沫，必须用网勺反复捞去，之后，泡沫越来越少，汁水变得越来越黏稠，颜色渐渐成为棕红色。这时，加一块柴爿，汁水往上快速地翻涌，大有溢出铁锅奔流而去的气势，掌勺的得用大勺掏糖，快速地从锅内舀起一勺糖浆，又倾回锅里，如此反复，就是不让糖浆冲出锅边。过了这一关，糖浆似乎累了，不再与掌勺的较量，服服帖帖地从原先的向外冒泡翻滚改成向内翻滚冒泡了。

接着就进入到熬红糖的颇有技术含量的关键环节——炒糖。这时既要控好火候，又要掌握好糖浆的水分，水分多了，糖浆太嫩，起锅后糖就会粘成一坨，成为散不开的牛皮烂糖；水分少了，糖浆太老，起锅后糖就会铁板一块，甚至还会焦糊苦口，硬得磕牙。水分掌控实在是一门手艺活，全凭掌勺的手感和经验。从甘蔗水入锅，到炒好糖，熬成一锅糖时间大约需要3个小时。

终于等到糖浆出锅，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长约1米，宽约30厘米，深不到10厘米的糖板里，糖板底上早已撒上一层薄薄的小苏打，倒上糖浆后，快速搅拌，待差不多搅不太动，摊平等其冷却，用铲子一拨，刚刚还一坨的糖，立即散落如粉，金黄中透着棕色，令人馋涎欲滴。

儿时看着大人们熬红糖，我只是个坐在灶台下取暖的旁观者和等待着吃上一两块红糖的馋虫而已。今年，我却在双休日成了老爸的助手，帮助着一起熬红糖。我没有料到83岁的老父亲今年种了那么多甘蔗，足足熬了18锅红糖。平均每锅红糖算4公斤，也有72公斤。同村的老张今年熬了28锅红糖，除了分送亲朋好友，还有余，就拿到网上去卖，说是四五十元一公斤，我帮他一算，其实种甘蔗熬红糖人很辛苦，却没有什么经济效益。

父亲熬那么多红糖，自己肯定是吃不了的，我有点抱怨地给他算了一笔账，让他别再折腾。他在叨咕着分给哪个亲戚邻里多少多少的时候，说了句：自家货，难换算。

自家货，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我突然明白，这就是沿续了几千年自给自足、互易亲友的农耕文明、农村文化！

我赧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