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陶子骞/文 李洲洋/摄

“我如此幸运地搭上了‘团圆’行动的列车，圆了我近60年的心愿……你们有求必应，热情接待，是新时代最具奉献精神的楷模，是最受我们尊敬的人！”

这是浙江省公安厅今年2月中旬收到的一封感谢信。旅英博士刘东辉用他真挚的文字，表达了对公安民警的感激之情。

57年前，出生才数月的刘东辉就从老家苏州被抱养至山东。直到今年1月14日，借着公安部“团圆行动”的东风，他来到苏州吴江镇桃源村和亲人见了面。

信中，他讲述了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法医柯伟力帮助他寻找亲人的事迹，再三对柯伟力和路桥公安分局“回家”工作室表示感谢。

这般的道谢，或寄于书信，或当面表达，柯伟力经历了许多。对他而言，一张张见到失散亲人后喜悦的面孔，早已是他帮群众寻亲的最大动力。

自2021年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失踪儿童“团圆”行动开展以来，柯伟力主动受理全国各地千余人次的寻亲请求。利用DNA比对等技术手段，他已帮助146名寻亲者找到了家人。当前，路桥公安分局“团圆”成功案例数名列全省第一。

寻亲“上瘾”

近期令柯伟力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林小军（化名）和母亲赵琴（化名）终于相认了。

林小军从小心心念念与失散母亲重逢。求助路桥公安分局后，柯伟力很快找到了其母赵琴的下落。但由于重组家庭的原因，赵琴一度拒绝了与儿子相认。

今年1月上旬，带着林小军的亲笔信和自拍视频，柯伟力千里迢迢赶赴苏州，做赵琴的思想工作。记者也曾同行记录。

“孩子和母亲见面了！”1月22日晚，柯伟力忽然向记者发来一张鲜花的照片，那是林小军送给母亲的鲜花。原来，经过柯伟力的劝说，母亲终究心软了。那一刻，柯伟力传来的语音里充满了激动和欢欣。

“我们开玩笑说他‘上瘾’了，帮人一家团圆他会有‘快感’。”路桥公安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主任董文彬这样描述柯伟力近一年来的状态。

早在“团圆”行动启动前，柯伟力就接触过帮人寻亲的工作。2017年，路桥公安分局和当地救助站及一些福利院合作，通过DNA比对为部分流浪人员找到家人。从那时起，与亲人离散者的艰难经历就让柯伟力久久不能忘怀。帮人回家，成为他藏在心里的一个愿望。

到了去年，行动开始，柯伟力几乎是主动“找上”了那些寻亲者。他通过网络等渠道，打探到哪里有寻亲未果的人士，便想方设法与对方联系，采集DNA信息帮其寻找亲人线索。工作很快上了轨道，短短一个月，路桥公安分局就完成了一年的任务量。

初期，寻亲工作还是基本在台州境内开展，周边最远不过宁波、温州等地。但寻亲成功案例渐多，柯伟力在全国的寻亲者群体中名气越来越大，很快，其他省份的寻亲者纷纷找来。

柯伟力来者不拒。在他看来，这些寻亲者与亲人分开数十年，多的是不可与人道的辛酸往事。

“有些寻亲者白发苍苍，甚至有寻亲者本人已经去世，他的家人还在继续为他寻找。”柯伟力感叹，“每当遇到这种寻亲者，我们也会体会到他们的焦急，尽量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受理。”

手中的求助者名单越来越长，不可避免的是工作量的增加。法医的日常工作本不轻松，柯伟力唯有花费大量空余时间。即便今时今日，帮人寻亲已成他的主要工作，但他依然参与路桥公安分局5天一次的法医值班。这意味着一旦当天有过出勤，他还是得在接下去几天消化案件。

一方面，他也无法允许自己停下寻亲工作——近千名寻亲者每天都期望着从他这里获得亲人的线索。

董文彬有起早的习惯，往往早上7时就到了单位。而他回忆，柯伟力经常比他更早，“对着电脑里的DNA数据库，保持那个姿势似乎已经很久，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

柯伟力的头发是黑白相间的，这使得初见他的人常常要将他的年纪认大几岁。他说开始帮人寻亲前，他的发色还是以黑居多。

用心而已

在全省的“团圆”行动中，路桥公安分局的战果可谓一骑绝尘。但从技术角度来说，大家使用的方法并无太大差别，无非是基于DNA比对和人像比对等。这不由让人发出疑问——柯伟力帮人寻亲有何秘诀？

“他和一般的法医不一样，他会主动提出侦察方向。”法医和重案联系密切，路桥公安分局重案中队队员江伟男如此评价柯伟力。在大伙印象中，法医工作一般偏向“幕后”，只管勘察取证，柯伟力却一直很有主见，他会从自身专业出发，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案件的调查侦破中。

江伟男至今记得一起2016年的命案。当时他和柯伟力搭档，3个月里辗转河南、安徽两省，寻找死者身份。DNA比对的线索指向范围较大，柯伟力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寻找。每到一个地市，他立刻一头扑进DNA数据库中比对。同时他还拉着江伟男进村入户，试图找到死者的家人朋友。

“当时把河南每一个地市都走遍了。”在柯伟力身上，江伟男看到了一种“不找到真相就不停下脚步的热烈”。

柯伟力回忆，正是2016年的那次侦察之旅，给了他大量的时间和机会去尝试用DNA技术寻人，并产生自己的思考。

“光有DNA线索是不够的。结合传统的侦察技术去分析、摸查很重要。”柯伟力说，“将这些方法应用到寻亲工作中，也是自然而然。破案和寻亲，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在承接寻亲请求后，除了采集DNA，与寻亲者谈心，是柯伟力必做的环节。譬如被拐的寻亲者有无儿时的记忆，对家乡有无地貌、风俗上的印象，还有饮食习惯、牲畜种类等细节，都是柯伟力想要掌握的信息。他会牢牢记住寻亲者身上的某些特征，作为帮其寻找亲人的依据。每次出差，他还会和附近的老百姓聊天，既是搜集线索，也是累积经验。

“有一个寻亲者，他记得小时候周边的人穿着少数民族的衣服，那就跟线索中的云南对应了起来；有的人身上有胎记，这种一般家人不会忘记，是认亲的重要凭证；有的人记得小时候爱流鼻血，或是记得有家人因意外过世，这些也都能为寻亲成功增加概率。”柯伟力举例介绍道。

接触的寻亲者多了，柯伟力还根据寻亲者的年龄和失散原因，总结出一套规律。

“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有过一波送养潮，80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时期，90年代的打工潮，也有不少被拐和送养现象……”柯伟力介绍，“旅英博士刘东辉的老家苏州吴江桃源镇，60年代就是因为较为贫穷，孩子生下来怕养不活，不少家庭都将子女送往了山东莒县。”

对于柯伟力在寻亲工作中的这些“思考”，他的法医同事们倒不觉得惊讶，“他本来就是个很有创新精神的人”。

在过往工作中，柯伟力的创新思维早有体现。法医的采血袋以前是手动编号，他观察超市的条形码，买了扫码机代替，提升了同事们编号的速度和容错率；他也是科室里最先把医用三维重建技术引用到法医工作上的人；解剖室用来装福尔马林的塑料桶密封性不强，他又从装潢现场获得灵感，找来原本用于装乳胶漆、口盖可以旋拧的圆桶，解决了科室的又一个难题……

提起这些，柯伟力摇摇头，淡淡一笑：“都不是太深奥的学问，愿不愿意用心而已。”

民警为民

柯伟力一直强调，他首先是个民警。

随着“团圆”行动开展，常有人将他和影视作品中的法医秦明相比。他更希望大家将他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民警察，“法医没那么神秘，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为群众服务”。

因此，在为民寻亲这件事上，柯伟力是铆着一股劲的——干了17年“幕后”法医，这次终于可以直接跟老百姓面对面了。

在柯伟力帮助的寻亲者中，失散时间最长的达77年，认亲年纪最大的已经98岁，相隔最远的跨越半个地球距离8800公里……可即使这般的大海捞针，柯伟力始终坚信事在人为，“但凡有一丝线索，我都要替他们找下去，找到山穷水尽，也要求个柳暗花明”。

不仅自己不放弃，他还劝寻亲者不要灰心，“你们留在DNA数据库中的信息，就像一颗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

寻亲者们敬重他。在他们看来，柯伟力是真正走进他们当中，愿意理解他们，为他们的人生寻找来处和归处的民警。

失忆16年的寻亲者李朝阳称柯伟力是“他这辈子最佩服的人”。

2006年，李朝阳在长江边苏醒，完全忘了自己的过去，此后游历大半个中国来到台州。多年来，他没有身份户口，无法办理身份证、银行卡等。

去年年初，李朝阳向路桥公安分局求助后，帮他寻找家人的任务落在了柯伟力身上。在与李朝阳的接触中，柯伟力为其身世所感慨。找到他的亲人后，因为不放心李朝阳独自一人前往家乡襄阳，柯伟力又主动开车送其回家，驱车1900公里，往返襄阳、武汉、孝感等地，帮他办好户口。

“以前不知道自己是谁，人家为了赚钱打工，我是赚了钱也不知道怎么花。现在好了，我有我的母亲，我想努力让她过上好日子。”如今的李朝阳天天被母亲催婚，脸上笑容却多了，“衷心地感谢柯警官，他拯救了我的生活。”

去年4月，柯伟力帮助一名因精神问题走失6年的少年找到了其在温岭务工的父母。他又不禁担心少年以后的生活，多方奔走，通过民政资助、农医保报销等方式减免了该少年长期住院治疗费用50万余元，将少年的后续治疗费用从每月7000元降低到每月1000元。

至今，路桥公安分局“回家”工作室已经收到了40多面锦旗、20余封感谢信。每次陪同寻亲者去认亲，柯伟力都提前劝对方不要准备锦旗。但到了现场，即将宣读DNA鉴定报告之际，一面鲜红的锦旗又会忽然交到他的手中。

前阵子，刘东辉瞒着柯伟力给省公安厅寄了感谢信，寻亲者的微信群里炸开了锅，“哎呀，让老刘抢了先，我们也得商量一下怎么感谢柯警官。”柯伟力连忙劝阻。

柯伟力的为民寻亲之旅还在继续。“回家”工作室在寻亲群体中名声愈响，每天都有寻亲者不断发来求助。今年以来，仅2个月，柯伟力又帮20多位寻亲者找到了家人。对于自己经手的每一个案例，他都能脱口而出当中的来龙去脉和细节，就像印在脑海中一样。而翻开手机里的备忘录，密密麻麻记的全是求助者的情况。

“昔日亲人的失散，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所幸今天我们的国家强盛，我们才能让更多家庭团聚。”对“团圆”行动，柯伟力有着自己的理解，“我想这是我们民警当下的历史使命之一。对法医来说，更是一次服务群众方式的转型。为了这些寻亲者可以回家，我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努力以科技手段弥补历史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