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江良 /文

笔者跟余喜华相识于2019年下半年，其时笔者供职于《山海经》杂志社，他投来一篇关于“宁溪二月二”的地域文化稿。由于杂志强调稿子的“故事性”，而余喜华的那篇稿子这方面相对薄弱，加之他没有创作小说或故事的经验，那篇稿子在笔者的要求下被反复修改了五六回才过审。

后来的日子里，作为作者的余喜华，在作为编辑的笔者这里，又屡次“遭遇”过他第一次向笔者投稿的那种“境况”。但难能可贵的是，他都“熬”了过来。也许正因为在创作上有着这般勤奋、虔诚和坚韧，这位曾经的理科生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五十多万字的作品。

最近，他更是捧出了一个沉甸甸的“果实”——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收录其历时近三年半创作的51篇漫谈《水浒传》中的人物或事件的文化随笔集《水浒谈》。说实在的，在笔者认识的诸多作者中，不乏勤奋耕耘者，但能在这么短期内收获如此丰厚的，可谓绝无仅有，余喜华无疑创造了奇迹。

当然，笔者想说的，远不止这些。如上所述，笔者与余喜华相识已三年，期间通过来稿和微信群、朋友圈等途径，阅读过不少他的散文、游记、文史、科普等作品，普遍的感觉是流于一般。而这次的《水浒谈》，认真捧读之后，让笔者倍感惊喜，彻底改观了一贯以来对余喜华作品的偏颇之见。

确实，余喜华的《水浒谈》，不失为一部佳作。作为一部文化随笔集，每一篇均围绕着《水浒传》中的某个人物或事件，在写法上旁征博引，但不作理论性太强的阐释，行文缜密但不失活泼，结构自由但不失谨严，使整部书“理趣”横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采用了“平民视角”进行解构。

譬如，李逵这个角色，在约定俗成的评价中，“心粗胆大、率直忠诚，同时又鲁莽好战”。可余喜华在《嗜杀成性的李逵》中，以《水浒传》中关于李逵的诸多事件为依据，重新评定其“不仅嗜杀，而且有吃人肉的原始兽性，超出了人性的底线”，是“宋江豢养的最忠实的打手”和“狡诈之人”。

又如，读者一般都认为时迁“能力出众，功勋卓著”。但余喜华并不这样认为，他在《一只鸡引起的战争》中说：“因为一只鸡，引发一场战争，导致三个村寨被毁，无数无辜村民伤亡，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始作俑者，鼓上蚤时迁也。”甚至将时迁最后死于绞肠痧，视为偷吃大公鸡的报应。

而对于《水浒传》中那场被称颂为“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的农民起义，余喜华更是客观而决绝地予以了否定：“梁山的每次攻城劫寨，都放任滥杀无辜，致大量平民流血，百姓遭殃，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社会财富遭受重大损失。梁山的大多数战争，谈不上正义性。”

关于这部书，余喜华在“后记”中写道：“仅一家之言，就人物评人物，缺乏深刻思想性和批判性”。但事实上，正是在这部书里，作者站在民间的立场，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而这样的立场，是人性的立场。它体现了一名写作者的思考、担当、情怀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