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朱玲巧 /文

清晨的一声声鸡鸣，唤出山林中的袅袅炊烟，成了赵宗彪脑海中最原始的美学符号。

8月，赵宗彪带着非虚构作品《山河故人》而来，将“显微镜”对准了故乡赵宅村。这里古时是北方移民的避难所，如今地图上的“无名之辈”。

“每一个故乡，都是真实的中国。我希望能用文字和画笔，真诚客观地记录下宏阔世界中幽微的个体。”赵宗彪说。书中，他以“作家地理”的手法，重现昔时浙东山村的自然生活图卷和江南乡间的传统生活方式。

对于赵宗彪来说，这次创作也是一次生命的回响：“故乡塑造了我，是我人生的镜像。”

乡土美学启蒙

给了我眺望文学、木刻艺术的支点

记者：从《史记纵谈》到《木刻江南》，再到《山河故人》，你关注的命题逐渐浓缩到一个原点。您记忆中的故乡是怎么样的？

赵宗彪：故乡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我的精神原乡。赵宅村在浙东天台山的西部，一个山清水秀的江南村落。天台山是佛宗道源之地，也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目的地，和合之美焕发历久弥新的底色，丰厚的文化底蕴滋养了我，给了我文学和美学的启蒙。

我们村一直有崇尚读书的风气，祖母抱着“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朴素观念，对男孩的学业要求十分严格，我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充实的童年。

1981年夏天，我十七岁，是改革开放后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那张录取通知书，才让我成为“范进”而没有成为“二舅”。

之后，我虽然在空间上离开了故乡，但在情感和精神意义上还是延续的。故乡对我来说，不只是情感承载的空间，它还是由一个个具象的美组成的。我想念那里的山川、风物、方言、饮食，甚至空气、蛙叫、鸡鸣，连清晨的炊烟仿佛都带着诗意升腾。

记者：能谈谈《山河故人》的创作契机和初衷吗？

赵宗彪：去年6月，我因为刻木受伤，右手手腕做了手术，在家中休养一个多月，这让我静下心来，回顾来时的路。一想起童年时光，往事便如流水般倾注笔端，有时候一天可以写三四篇。

我的妻子作家王寒是第一读者，她觉得这个系列读来十分有趣，鼓励我继续写。我的儿子是“城市的原住民”，对于他来说，赵宅村和城市是断裂的。我想真实地记录所知道的人缘风貌，让他了解祖辈父辈生活的地方和生活方式，消解城市和乡村存在的二元对立，重新唤起对那片土地的归属感。也可以说，这是写给下一辈的书。

记者：书中有126幅黑白线描图，全是您自己画的，但据我所知，您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这也和在故乡的生活经历有关吗？

赵宗彪：具体哪一件事，塑造了现在的我，这很难界定。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选择用线描讲故事，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喜欢看连环画，比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乡间随处可见的精美木雕、石雕以及儿时的连环画，对我的审美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书中的插图大部分是凭着记忆画的，有些是近期去现场临摹的。画的表现比文字更加直白，书中有一幅青年骑车图，你一眼就能了解当时最时髦的搭配：白衬衫，西洋发，戴上海，衔牡丹，骑着凤凰飞上天……

如果缺“模特”，我就自己摆好造型让妻子帮我拍了照，再根据照片画出来。重回故乡，才发现原来我走过的路都那么清晰，故乡其实就是我人生的镜像。

还原一个

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的小局部

记者：《山河故人》这本书每一篇都有一个背景，篇幅都不长，阅读时很轻松，我在阅读中也能联想到自己家乡的水井、石桥、风俗……您在创作时有什么考量吗？

赵宗彪：儿时我最爱读的就是《笑林广记》这类笔记小说，篇幅短小，是以史家的态度书写的。去年我还读到过清代台州乡贤戚学标的笔记《回头想》，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类体裁创作空间比较自由。我没有把《山河故人》当成纯文学来写，而是希望用史家笔墨，如实呈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风貌。全书110多篇，每篇千把字，让人读起来有趣、好看、轻松，是本书写作时我追求的目标。

记者：赵宅村只是一个时代下的小局部，书写这里的故事会产生怎样的价值？

赵宗彪：过去我很少写关于自己的故事，曾经也疑虑，赵宅村的故事会不会太普通？它的故事在中国那么多村庄中是否有代表性？

近几年回到家乡，在这个小村庄身上，我看到了时代席卷一切的变革。它所见证的，正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值得被记录下来。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几乎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农村贡献了所有的人才、土地、财富。我希望我的记录，能为后人留下当年真实的农村生活。

我们可能都是属于曾经亲历农耕文明的最后一代人。传统农耕文明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祖祖辈辈住在一起，说着同样的语言，产生了特殊的社会人缘关系、劳作与生活方式。城市是敞开式的，很难形成故乡的概念，打开这本书，你可以推开一扇窗，了解到不同维度的人正在经历着什么。

记者：随着农耕文明逐渐消失，那种宁静平和、闲适写意的生活方式和彼此熟悉、守望相助的人缘关系，正在飞速地离去。前两年流行这样一句话，“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你这次回到故乡是否有这种冲击？

赵宗彪：每一次回去，我都能看到传统的乡村秩序在现代文明中遇到的冲击和嬗变。宋代的千年官道消失了，变成了宽阔的省道；家门口的河流变窄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工作和生活，住进了高楼……现在从天台山站到杭州站，高铁只要40分钟。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乡村彼此熟悉、守望相助的人情味，被商业化冲刷得越来越淡，这让人伤感。但是，过去的贫困、饥饿、封闭等等都统统消失了，怎不让人欣喜万分？

保留亮色

但不完全是“真善美”的理想化存在

记者：在书中，你还写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充满了哲理性的反思，比如苦难给予人的，不可能是文明。您写作时有抱着时代观察者的责任感吗？

赵宗彪：很多乡村文学作品对于农村面貌的描述是两极化的。农村要么是充满饥饿、贫穷、蒙昧、落后，非常不堪的，要么是带着“滤镜”描绘成乌托邦式的充满“真善美”的世外桃源。

我成长于农村，工作生活于城市，对两边的一切很熟知。两者的人性并无区别，野蛮与文明并存。我尽量保持温和、中立的立场，去记录一个“真实的故乡”，而不是“文学上的故乡”，非虚构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过去物质很匮乏，和现在比，肯定不美好。但是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美好的生活，无非是生存的方式不同，同今天并无本质区别。剃头老师、游医、闲汉、算命先生……这些乡亲都是我故事中的主角，这些被遗忘的人在书中复活。很多农民一辈子吃尽了苦，他们最擅长忍耐，对待生活有自己的生存智慧，自带黑色幽默在苦中作乐。我理解他们的一切，因为我曾在其中。所以我的态度是，面对苦难既不漠视，也不渲染，更多的保留理解与同情，努力忠实地记录。无论如何，这是我热爱的故乡，是我们真实的中国。热爱之上，就是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