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晞 /文

白瘦幼，被凝视的审美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红楼梦》里贾宝玉的这句话，让很多人认为贾宝玉是个反封建斗士。但他们似乎都忽略了他在书中说的另一句话：“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同样是女性，贾宝玉爱的只是未出嫁的女儿，这是反封建吗？不，贾宝玉赞美的只是封建士大夫的审美：白瘦幼。在士大夫眼中，理想的女性是一朵将要凋零的花。这种对弱的无限赞美，可以平衡他们作为男性的不健壮。

在与自然对抗中，男性的体力优势成了一种自然的天赋特权。当男性意识到这种优势带来的好处时，他们不仅仅满足于这种优越性，而且更想抓住这个特权。于是，他们制定了一种审美规范：瘦弱是一种美。

卢梭在《爱弥儿》中描写一个受过“社会审美教育”的女性是这样的，“她们不但不以自己的软弱为羞，反而以此为荣；她们柔嫩的肌肉是没有抵抗力的；她们承认手无缚鸡之力，如果被人认为强悍健壮就会害羞”。

瘦幼是孩童时期的一个特点，孩童还有一个特点是无知，父权制把它也塞进了女性审美规范。他们把女性保持无知的状态美其名曰：天真！孩童的天真是应该的，因为他未与社会产生过多的连结，但成年人的天真只能说是幼稚，男性把女性长久置于幼稚状态，只是希望她们永远能被轻易控制。

把智力从女性的成长中剔除，留给她们的需求只剩美貌。西蒙娜·波伏娃写道，男权社会“对女人来说，最需要的就是迷住一颗男人的心，人们往往只要求她们长得美，而不是别的品德。不论是公主还是牧羊女，总是必须漂亮，才能获得爱情和幸福”。

美貌且无知，这是男性最希望从女性身上得到的。在这种社会标准下，英国女权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中描写了社会对女性的教育，“她们从幼年起就受到这样的教导：认为‘美’就是女人统治一切的手段，要心为形役，心灵只能循着它的金丝笼的周围遨游，赞美那把它牢笼起来的监狱。”

生育，被凝视的价值

人类的社会发展经历了狩猎采集、牧民与村民、城市公民几个阶段，文明在进步，但女性的生活状况却在后退。在狩猎采集时期，男女两性的关系十分平等，但到了城市公民阶段后，分工开始专业化，女性渐渐地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女性的活动范围被限定在家庭之中，照管幼儿、加工食物、生产织物，这些工作虽然繁重，但却脱离公众视线，因此家务的价值也不被社会承认。“生活不断重复，却到不了任何地方，她被确定在家庭主妇的角色中，中止了生存的发展，她是障碍和否定。”西蒙娜·波伏娃感叹，处在家庭和家务中的女性，在社会价值上呈现的是一种透明。

社会给女性竖立了一道屏障，不允许她们直接进入公共领域，除却家务之外，女性的社会价值只剩下生育。

生育原本是自然对女性的嘉奖，社会发展后，生育却成了对女性的一种惩罚。《世界妇女史》里记录：在狩猎采集时期，女性如果在养育共同体的孩子方面起到主要作用，那么她们就会参与该群体的重要决策活动。到了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600年，两河流域开始把女性的生育作为私有财产的基础，“男方家庭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在新娘结婚和生了第一个孩子后，才会得到聘礼或彩礼”。

在古希腊，生育雅典男性公民是妇女对公共生活最大的贡献；在古印度吠陀时代，女性的社会价值是用其生育男孩的能力来衡量；在古代中国，妇女获得荣誉的唯一方式是在家庭中做好妻子和母亲，生育角色是其扮演的唯一社会角色……

从生育嘉奖到生育惩罚，生育价值让女性被物化，地位、财富和权力上的不平等导致女性地位的降低，无疑是父权制想要的结果。在父权制的掌控下，女性缺乏掌握正式权力的途径，丧失了继承财产的权利。因为父权制的本质就是限制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地位，使她从属于生殖。

女性，被凝视的性别

教育是人们自我成长的第一步。在资源贫乏时期，教育历来被掌权者控制，因为它会启发思考，趋向理性，而“理性对于我们的贡献是真正的自由”。很难想象，这种思考是在18世纪，260多年前英国女性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结论。

“两个自由人的对峙，是为了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作为哲学家，西蒙娜·波伏娃比常人更能洞悉到自由带来的力量。但是作为利益既得者，父权制希望事物的秩序是既定的，“权力永远忠实于它的重要原则”。

自由能带来什么？独立意识！独立的倚仗是什么？经济基础！“男性威望不是幼稚的幻觉，它有社会经济基础。”西蒙娜·波伏娃观察到了，作为长期的掌权者，男性早就明白权力、威望、地位的来源。

打破女性与社会的屏障，是通过工作让女性与社会建立连接，她和世界之间，再也不需要男性中介。西蒙娜·波伏娃给现代女性指出了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

经济是女性的归宿吗？并不是。获得经济自由的女性还只是走在半路上，作者认为，“在道德、社会、心理上她们并没有达到与男性一样的处境”。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可能仍然认同并遵从前辈女性的价值观——女性的价值要在家庭里体现，当她们“在工厂里完成任务，回到家里仍然不能免除家务的繁重劳动”。

女性独立自由的归宿在哪里呢？发言权！美国批评家钟镰说，争取发言权的过程既是一种自我改造的行动，也是将自身从客体变为主体的必由之路，因为主体才有发言权。从政治领域来说，发言权就是女性获得选举权。1869年，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出版了《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书中写道“妇女要求选举权是为了她们得到公正平等的考虑”。

西蒙娜·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性，而是后天形成的。是男人、社会让她成为第二性。”实际上，第二性绝不仅仅是女性，那些在政治和公民领域内没有发言权的人都是第二性，比如，雅典时期的妇女、外邦人、奴隶，他们都被隔绝在当时的民主制度之外。美国作家理查德·赖特在自传体小说《黑孩子》里指出，一个美国年轻黑人的雄心壮志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他要坚持的斗争仅仅是为了提升到白人的地位。这种自身与外界的困难，与女性遇到的相同。所以一个人，无论男女，如果TA在政治和公民领域内没有意义，如果TA是一直被选择的对象，那TA就是第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