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祥彬:远征过印度
讲述
远征印度:
若战死,让战友捡几根骨头回国
我从天台初中毕业后,就读于育青中学,17岁那年,全国抗战爆发。当时天台也掀起抗战热潮,我的舅公参加过辛亥革命,我在他家里看到《东南日报》上黄埔军校的招生广告后,当即决定去报考,同去的有20多位热血青年。
完成黄埔军校的初试,我们随着苏、浙、闽、皖、赣200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为期数月的长途跋涉。从江西到成都路途遥远,而且一路上日军到处狂轰滥炸,不要说公路被破坏完了,就算能坐的车,也因目标明显常常被炸翻。避开烽火前线,我们靠双腿一路走到黄埔军校当时所在地成都。
因为年龄问题,我在军校复试后被分到学生队学习,后编入第17期第二大队。原本学习期是2年,但为了响应当时“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实际上学了一年就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远征军的战场在印度,运送我们过去的,是美国的飞虎队运输机,一架飞机运30个兵。到印度后,我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新6军军部情报队,担任区队长,作战时我们负责侦察敌情,整训时保护军部驻军安全。
印度当地的环境和我们浙江比起来,天差地别。打仗的地方到处是丛林,丛林里遍地毒蛇猛兽,雨季来临时,行军打仗都不行。到了旱季,我们才可以趁着干涸的溪滩行军。丛林作战条件非常艰苦,吃的全是罐装的食品,各种肉类蔬菜,几乎都吃不到新鲜的。最怕的是蚊子、蚂蝗,如果不涂上防蚊药,全身上下就没一块好肉。
除了毒虫,密林里更多的还是猛兽,战场上将士遗体若当天没有抢回来,基本就成了野兽们的口粮,第二天再去,便再也找不到了。所以我和战友们都相互留下遗言:如果谁能活着回国,就算骨头,也要帮战友带几根回家乡。
在印度打了两年仗,我侥幸活了下来。1944年春季,我们部队开始转守为攻,一路将日军赶到他们的指挥部“密支那”,直到日本人败退。
见证胜利:
日军向中华人民“借路回家”
中国远征军取得胜利后,当时重庆告急,我们被紧急召回,从印度丁江空运到云南昆明的沾益军用机场,又辗转飞往湖南芷江。在芷江,我们一个营奉命接防当地一个团的驻地,看我们人少,驻防团长起初不愿交出驻地,觉得一个营的兵力不够,直到我们将装备开进去才相信,将驻地交接给我们。
日本人投降之后,我们又被空运去接收南京,在南京新街口,举行了日本人投降签字仪式,我们部队负责警戒。当时败退的日军为了顺利从内陆撤到海边,部队沿路都举着旗子,上面写着“向中华人民借路,送难民回家”,实际上就是败走的日军。
在南京几个月后,我们又驻防过上海,接着再有消息出来,要转去沈阳。我们几个战友商议,大家都觉得日本人都投降了,仗再打下去,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没有那个必要。再者打了几年仗,我们也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于是一起告假回家。
印象
血与火,给了老人难以磨灭的回忆
老人说,因为特殊的经历,老人一生吃尽苦头;但同是那段血与火的经历,也给老人烙上军人的印记,留下最难以磨灭的回忆。
现年95岁的袁祥彬,腿脚早已没那么灵便,耳朵也不好使,需要凑近他大声说话,老人才能听得清别人说的话。但是老人在陈述过往时,仍带着一种军人的硬气,他回忆自己的故事,喜欢按照时间顺序先后表达,从参军开始,讲到抗战胜利。若旁人在边上插话,老人会说,“等我先把整个事情讲完,再慢慢解释给你听”。
虽然动作缓慢,但老人在举手投足间,自有一种硬朗的气质。这种气质,或许就是除了苦难之外,那段戎马生涯留给老人最后的烙印。
记者 高波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