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祥彬:远征过印度

　　讲述

　　远征印度：

　　若战死，让战友捡几根骨头回国

　　我从天台初中毕业后，就读于育青中学，17岁那年，全国抗战爆发。当时天台也掀起抗战热潮，我的舅公参加过辛亥革命，我在他家里看到《东南日报》上黄埔军校的招生广告后，当即决定去报考，同去的有20多位热血青年。

　　完成黄埔军校的初试，我们随着苏、浙、闽、皖、赣200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为期数月的长途跋涉。从江西到成都路途遥远，而且一路上日军到处狂轰滥炸，不要说公路被破坏完了，就算能坐的车，也因目标明显常常被炸翻。避开烽火前线，我们靠双腿一路走到黄埔军校当时所在地成都。

　　因为年龄问题，我在军校复试后被分到学生队学习，后编入第17期第二大队。原本学习期是2年，但为了响应当时“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实际上学了一年就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远征军的战场在印度，运送我们过去的，是美国的飞虎队运输机，一架飞机运30个兵。到印度后，我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新6军军部情报队，担任区队长，作战时我们负责侦察敌情，整训时保护军部驻军安全。

　　印度当地的环境和我们浙江比起来，天差地别。打仗的地方到处是丛林，丛林里遍地毒蛇猛兽，雨季来临时，行军打仗都不行。到了旱季，我们才可以趁着干涸的溪滩行军。丛林作战条件非常艰苦，吃的全是罐装的食品，各种肉类蔬菜，几乎都吃不到新鲜的。最怕的是蚊子、蚂蝗，如果不涂上防蚊药，全身上下就没一块好肉。

　　除了毒虫，密林里更多的还是猛兽，战场上将士遗体若当天没有抢回来，基本就成了野兽们的口粮，第二天再去，便再也找不到了。所以我和战友们都相互留下遗言：如果谁能活着回国，就算骨头，也要帮战友带几根回家乡。

　　在印度打了两年仗，我侥幸活了下来。1944年春季，我们部队开始转守为攻，一路将日军赶到他们的指挥部“密支那”，直到日本人败退。

　　见证胜利：

　　日军向中华人民“借路回家”

　　中国远征军取得胜利后，当时重庆告急，我们被紧急召回，从印度丁江空运到云南昆明的沾益军用机场，又辗转飞往湖南芷江。在芷江，我们一个营奉命接防当地一个团的驻地，看我们人少，驻防团长起初不愿交出驻地，觉得一个营的兵力不够，直到我们将装备开进去才相信，将驻地交接给我们。

　　日本人投降之后，我们又被空运去接收南京，在南京新街口，举行了日本人投降签字仪式，我们部队负责警戒。当时败退的日军为了顺利从内陆撤到海边，部队沿路都举着旗子，上面写着“向中华人民借路，送难民回家”，实际上就是败走的日军。

　　在南京几个月后，我们又驻防过上海，接着再有消息出来，要转去沈阳。我们几个战友商议，大家都觉得日本人都投降了，仗再打下去，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没有那个必要。再者打了几年仗，我们也想安安稳稳过日子，于是一起告假回家。

　　印象

　　血与火，给了老人难以磨灭的回忆

　　老人说，因为特殊的经历，老人一生吃尽苦头；但同是那段血与火的经历，也给老人烙上军人的印记，留下最难以磨灭的回忆。

　　现年95岁的袁祥彬，腿脚早已没那么灵便，耳朵也不好使，需要凑近他大声说话，老人才能听得清别人说的话。但是老人在陈述过往时，仍带着一种军人的硬气，他回忆自己的故事，喜欢按照时间顺序先后表达，从参军开始，讲到抗战胜利。若旁人在边上插话，老人会说，“等我先把整个事情讲完，再慢慢解释给你听”。

　　虽然动作缓慢，但老人在举手投足间，自有一种硬朗的气质。这种气质，或许就是除了苦难之外，那段戎马生涯留给老人最后的烙印。

　　记者 高波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