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颜敏丹 本报通讯员罗锦雯

2020年初的疫情，迫使很多场所暂停营业。临海某娱乐会所安排员工入住员工宿舍，并通知疫情期间不得随意外出，不聚餐喝酒。可其中几名员工觉得日子无趣，便聚在一起喝酒，导致意外发生。

一

2020年2月20日下午，林某打电话给方某，约了晚上去方某的宿舍喝酒。林某又叫了何某，并微信联系上李某、王某。方某喊了李某。

当天18时左右，林某来到方某宿舍，宿舍位于会所楼上。方某让同事周某帮忙炒菜，林某与方某开始喝酒。20时30分左右，李某、何某一起来了，四个人继续喝酒。21时至22时，王某来到加入酒局。过了一会儿，王某又喊来孙某。22时30分左右，方某犯困便上床睡觉。周某将王某送回家，接来孙某的朋友胡某。

2月21日0时左右，黄某经过方某宿舍，因多人不认识，短暂交谈后离开。

见李某喝多了，林某和何某将其扶到方某床上后离开。众人散去，周某看方某宿舍杂乱，简单打扫后便回了自己宿舍。

2月21日1时49分，李某的女友小陈联系不上男友，便打电话给方某。方某这时才发现，同床的李某脸色发黑发青、嘴唇发紫。随后，李某被送往医院，但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饮酒引起的急性乙醇中毒为主要死因，李某患有的心肺疾病为辅助死因。

李某亲属认为，该娱乐会所以及方某、林某、何某等8人，对李某的死亡均负有一定责任，他们至少应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经济损失147.89万元的40%。2020年7月10日，李某亲属起诉至临海市人民法院，要求9名被告共同赔偿59.16万元，并支付精神抚慰金2万元。

二

本案中，各被告是否需要承担饮酒后的合理注意义务呢？

法院经审理认为，方某和林某为本次饮酒行为的组织者。方某中途上床睡觉，对参加者饮酒后可能处于危险状态未作合理安排，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林某作为组织者，何某作为参与饮酒者，两人在饮酒结束时将李某放置在床上休息后离开。酒后卧床休息，本是缓解醉酒状态的一种正常处理方式，但当时林某、何某知晓自己离开时李某已出现走路不稳等饮酒过量的状态，因此，林某、何某未能对李某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该聚集饮酒行为发生在停业期间，该娱乐会所停业前已告知员工不得聚餐饮酒，能够认定尽到管理义务。至于原告提出方某、黄某分别为该会所经理、总经理，未做好管理职责，应当由会所承担责任的主张，法院认为，方某虽然是娱乐会所经理，但停业期间饮酒行为与职务行为无关。黄某当时并非娱乐会所员工，也未参与饮酒，不应承担饮酒后产生的注意义务。

王某中途参与饮酒并提前离开，没有证据显示他对李某有劝酒、斗酒及强迫喝酒等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离开时李某已出现意识不清等醉酒状态；孙某、胡某最后到达方某宿舍参与聚会，证据显示两人没有与李某一起喝酒，因此王某、孙某、胡某不应承担共饮人的合理注意义务。

周某虽然为大家炒菜、开车送王某回家、打扫方某宿舍，但并未参与聚会饮酒，这些都是自愿帮忙行为，也不应负有共饮后的注意义务。

李某作为成年人具有正常的认知能力，对自身的酒量及身体状况更加熟知，对自身负有安全保障责任。在没有证据显示聚会中存在劝酒、斗酒及强迫喝酒等行为的情况下，李某对自己饮酒致酒精中毒的后果负主要责任。同时，根据鉴定结果，李某自身患有的心肺疾病在其死亡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因此，李某对死亡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

经法院认定，原告的合理经济损失总计149万余元。组织者方某、林某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法院酌情确定两人各自承担4%的责任；共饮者何某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承担2%的责任。同时，李某饮酒后死亡确实给家人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法院综合上述责任比例等情况，酌情确定方某、林某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元，何某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