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站 三门亭旁

本报记者吴世渊/文 杨 辉/摄

冬日的鹤山，北风寒冷，苍松掩映。

这座位于三门县亭旁镇东北的小山，虽不巍峨，却是远近闻名的英雄山。

一块灰黑色的纪念碑，犹如一把“刺破青天锷未残”的利剑，在山顶傲然矗立。碑身上书写着七个大字——“亭旁起义纪念碑”，由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

纪念碑两旁，立有10座半身像，分别是：包定、邵茂藩、任畴、叶信庄、梅其广……93年前，正是这些人发动了震惊全国的亭旁起义，把镰刀斧头旗帜，第一次插在浙江大地上。

为此，他们付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一

亭旁镇包家村里，坐落着包定故居纪念馆，这是一座古朴的四合院，亭旁起义的领袖包定生于斯、长于斯。馆内陈列着包定生前用品、老照片和亲笔诗稿，为来访者讲述这位革命烈士的事迹。

1901年，包定出生在亭旁一个小工商户家庭。包家经营着两间店铺，有几亩田地，家底虽不算富有，但也衣食无忧。

包定自小聪颖，7岁入私塾，后转入亭山高等小学。他一边读书，一边习武，练就了一身好本领。高等小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教师。1919年，他被任命为私立桂林国民学校校长。

包定喜爱文学，工诗善词，被时人誉为“亭旁才子”，著有《鹅湖遗矩》，收集诗词213首，多为借景抒怀、托物言志之作，自序中更是写道：“生而为人者终当鸣。”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诞生，各种进步刊物和书籍逐渐流向台州一带，包定因此接触到了共产主义信仰，在这些书刊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1926年，中共宁海中学支部成立，隔年，共产党员林迪生邀请包定到宁海中学教书。不久以后，包定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中共亭旁区委（当时亭旁属宁海县）成立，包定兼任书记。短短几个月时间，该区就发展了党员、团员700多人，各村还成立了“农民协会”。知识分子党员多以小学教师作为掩护身份，组织亭乡学会，控制了各乡村小学。为教育群众、宣传土地革命，他们组织了平民夜校、剧社、狮子会、车灯会等公开社团，包定还亲自参加剧社下乡演出。

这年3月，宁海县委根据浙江省委的指示，决定成立武装部队，总部设在亭旁包家杨子聪大院，实行“局部暴动，循环游击，扩大影响，争取群众”的策略，准备秋后举行起义。

暗流涌动的农民运动，引起了地主豪绅们的恐慌与忌惮。

二

亭旁南溪土豪梅长恕，长期欺压农民，霸占族田。1928年的清明节，他举枪威胁大同小学教师、地下党员梅其慎，还将其打伤。

百来名农民协会的会员被激怒了，他们包围梅家大院，双方僵持了两天三夜。包定认为，此时将矛盾公开化，恐怕对起义不利，便出面调解，双方才作罢。

但“南溪事件”还是为接下来的亭旁起义埋下了导火索。这一边，梅长恕逃到任家，约请任家讼师拟写诉状，准备向省政府投诉“党匪枪弹穿其门壁如蜂窝”；另一边，亭旁的农民对地主豪绅的激愤到了极点，斗争情绪高昂。

眼看冲突一触即发，包定、任畴、邵茂藩等人便于5月20日在谷仓岭主持召开了亭旁、海游、珠岙、桑州四个区的暴动预备会议，决定成立红军指挥部，部署亭旁起义计划。

5月23日晚，亭旁，武装待发的180多个农民集中在丹邱寺，随后冒雨强攻官僚地主任禹玉家，并火烧任友端大院。“任家事件”打响了亭旁起义的第一枪，武装起义已成事实。

5月24日上午，亭旁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指挥部正式成立，由包定任革委会主席兼总指挥，任畴任副总指挥，下设五个部，确定了各部负责人。这天晚上，200多个武装农民，又冒着倾盆大雨在丹邱寺进行编队。

翌日拂晓，起义的农民高举镰刀斧头的大红旗，扛着土枪、火药枪、大刀、长矛，大襟前挂着红布条，浩浩荡荡向亭旁进军。当地政府和土豪闻风逃窜，未经战斗，农民军就占领了亭旁。

革命群众也纷纷涌向亭旁街，汇成革命的洪流，和红军一起齐集城隍殿。在殿前召开的大会上，中共宁海县委宣布立即解散当地反动机构，庄严宣告亭旁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包定担任主席。为欢庆红色政权的诞生，亭旁革命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

然而，亭旁起义的枪声，却引来了敌军的围剿。

三

亭旁苏维埃政府才成立1天，国民党的军队便来进犯。红军抵抗了一阵子，终因敌众我寡，难以坚守。为了保存实力，指挥部决定化整为零，将武装力量转入地下。

包定等人撤到珠岙，开展组织天台地区的革命斗争，并决定在各地设秘密联络点，等待重新起义的机会。5月底，包定调到天台县委工作。他化名为袁应吉，在天台榧树、坦头、欢岙一带发动和组织农民活动，领导当地农民进行减租、闹当、平粜等斗争。

后来，包定担任天台县委书记，活动在天台的小西区一带。国民党当局认为包定是心腹大患，到处张贴告示，以上千银元悬赏缉捕他。这令包定非常苦恼。一日，包定偶然看到房东在炒芝麻。热锅里，滚烫的芝麻“噼啪”直响。他心生一个念头，突然推开房东，将脸贴近热锅，双眼紧闭，任凭芝麻打在脸上。顷刻间，他的脸被烫起一个个包。过了几天，脸上的痂剥落，他成了一张麻子脸。

改变容颜后，包定不再担心国民党的通缉，在白天也外出工作。

1929年3月，包定与共产党员陈祥一起到杭州，准备向省委请示。途中，他们两次发密信与省委机关联系，然而，这两封信件均被国民党当局截获。在杭州武林路的住所，包、陈二人被捕。

在陆军监狱，包定经受严刑拷打依然坚贞不屈。他自知不免一死，仍对后代寄有殷切期望。在最后一封家书中，他写道：“我在外面不易回家，照顾孩子们，这是你们所明白的。盼教孩子们踏着父亲的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1930年6月22日，包定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杭州松木场，时年29岁。就义前，他留下了最后一首诗：“碧血洒芳草，正气壮山河。笑看刀光闪，高唱国际歌。”

除了包定之外，其他参与亭旁起义的骨干，如任畴、邵茂藩、叶信庄等10人也先后被抓捕、牺牲。他们的平均年龄仅23岁。

亭旁起义并不是一场成功的起义，但它的发生，犹如一颗火种，点燃了浙江大地革命的熊熊烈火，最终呈现出燎原之势。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和浩然正气也永存人间。

93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场具有探索意义的农民起义——在亭旁起义纪念碑前，安放着许多花圈，都是全国各地的人送来的。孩子们为烈士像系上的红领巾，在冬日下，也显得格外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