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励

玉环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从事宋元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宋元明清专业委员会委员、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浙江宋墓》《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丽水宋元墓志集录》《考古的另一面》《考古四记》《考古者说》等。

本报记者吴世渊

49岁的考古学家郑嘉励，几个月前在B站上注册了账号，正式成为一名UP主。录制第一期视频时，他还在乡郊野外进行考古发掘，只好就近找一处僻静的室内，架起手机，对着镜头开讲。

入驻B站，是为了与年轻人分享知识。“郑嘉励的读墓笔记”主页下，迄今已上传了12个视频，从建立史前文化的编年，讲到先越文化的墓葬和陶器，最近一期，说的是汉代砖室墓。

视频里的郑嘉励，小平头，黑框眼镜，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他语速很快，言语间的知识点颇为密集，像个古板而严厉的老教授。弹幕里，有人提醒他：“郑老师，语速能不能放慢一些，小本子来不及记。”也有人建议：“能不能侧边补一点光，不然看起来‘阴阳脸’，影响颜值。”

他随后录制回应。“我平时说话，语速就快，不然语言跟不上思维的速度，以后我尽量讲慢点。”他笑着说，“至于颜值，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何处惹尘埃，无所谓影不影响。”

下一秒，他变回了严肃脸，继续快速且郑重其事地讲述，如何为墓葬排定年代序列。

UP主郑嘉励，同时也是作家郑嘉励。他在报纸和杂志上写专栏，5年间，出了3本杂文集子：《考古的另一面》（2016）、《考古四记》（2018）和《考古者说》（2020）。其中，《考古者说》由《考古的另一面》增删修订而来，全书17万字，没有一张插图，是一部纯粹的文字书。

他称自己是“文字中心主义者”和“文字强迫症患者”，把大量精力都消耗在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上。他期盼读者关注文字本身，然而，大家似乎都看不到，可能更关心盗墓或者鉴宝。

“公众认为考古等同于盗墓或鉴宝，我想让大家明白，这是个误会。”无论出书，还是做视频，郑嘉励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从自身田野考古的生活经验出发，为大众讲述接地气的考古故事，以此来证明，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

以上种种，业余为之。郑嘉励明白，自己的第一身份是考古人，广阔田野才是他真正的舞台。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他与我聊起了26年来的考古生涯——起初从事史前考古，之后“退回”到历史时期，在瓷窑址一蹲就是8年；因着个人志趣，又“退到”宋元墓葬考古，漂泊浙江各地，访墓志、录碑文、调查古墓，甜头和苦楚都尝过。

所幸，每一步“后退”，他都退向更为本质的“自我”。

后退

1995年，郑嘉励从厦门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随即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来自玉环楚门的农村小伙，终于当上了“城里人”。

名义上的“城里人”，工作地点却在野外。因为考古工作，通常指田野考古，就是要下田野，手拿锄头挖东西，发掘古墓葬、古遗址。

母亲揶揄他：“你看看你，读了这么多年书，还不是跟我一样，照样拿锄头。”

浙江考古素有“三朵金花”的说法，良渚遗址、河姆渡遗址、青瓷窑址，代表了3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领域。前两者属史前考古范畴，第三者属历史时期。

作为“菜鸟”，郑嘉励第一年去桐乡发掘良渚墓地，第二年，又去余姚发掘河姆渡遗址。做史前考古，是考古毕业生的自然选择。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人类历史往前追溯，石器时代没有文字，商周的文字稀缺，历史就需要用考古来重构；反之，秦汉以来，文献资料愈发丰富，考古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史前考古所涉及的地层学、埋葬学，其实更偏向于自然科学。在科技手段并不发达的上世纪90年代，对史前遗迹、遗物的分析判断，证据链并不完善，许多结论均通过主观推断而来。

比方说，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红烧土，有人觉得是燎祭，然后找一些少数民族的祭祀民俗材料去佐证。

这种“推演”是否符合真相，一时半会很难判定。在史前遗址的3年里，郑嘉励越挖，疑心越重，甚至认为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

他意识到，能被文字、图像资料佐证的历史时期考古，可能更符合个人兴趣。于是，1998年前后，他改换门庭，从事瓷窑址考古。浙江是青瓷之乡，越窑、龙泉窑天下闻名，大有文章可做。何况，“三朵金花”已逃离其二，除了剩下的第三朵，似乎也别无选择。

慈溪上林湖、上虞上浦等地，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区；龙泉县的大窑、金村等地，是龙泉瓷器的中心产区。当地的窑址，郑嘉励都经历过长时间的调查与发掘，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三四年。除了野外发掘，还要对出土的坛坛罐罐，按照地层、种类、形态、纹饰等进行分类。这过程中，他写了不少论文，还编了书。旁人看来，这个有才华的青年学者，在青瓷领域前途无量。

“如果我一直从事瓷窑址考古，到现在说不定身着唐装，坐在中式装潢的场馆里，讲述国学或者茶文化。”2005年，郑嘉励却再一次逃离，“青瓷这样专门的领域，可能不符合我的天性，再精美的器皿终究是器皿，它们无法跟具体的人、具体的历史事件，以及人的喜怒哀乐联系在一起。”

那么，什么样的考古领域，可以真正“透物见人”呢？他把目光投向了宋元墓葬，兼及更为广阔的田野调查。

许多人不理解：“放着热门的青瓷不做，为什么要去发掘冷门的墓葬？”冷门，已是委婉的讲法，更深一层的含义是：为什么要碰可怕的坟墓？

只有郑嘉励清楚，发掘墓葬，是听从内心的感召。

脱敏

时针拨回1991年，这年高考，玉环楚门中学的“高复生”郑嘉励发挥不错。填报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全写了“历史学”。

小郑对于历史的爱好，大概可以从年少时，熟读《三国》《杨家将》算起。到高中，他看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书，也想着，要做一个像范先生那样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史学家。

填完第一志愿，往下的二三志愿，他选填了一些人文社科专业，见最后还有空栏，便信手写了一个考古学专业。

未久，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打开一看，录取专业一栏赫然写着——考古学。

考古，不就是挖古墓吗？“我当时傻了眼，感觉这辈子算是报销了，还偷偷哭了一场。”郑嘉励回忆，“我从小就害怕坟墓、棺材、太平间、妖魔鬼怪，那些和死亡相关的事物，能躲则躲，要是将来干了考古，我还能躲哪里去？”

现在想来，他当年被录取通知书“吓哭”的行为，可能很幼稚，但也不是不能理解——人对于死亡的恐惧是恒量的，人必然会死，并由此催生出对人生意义的怀疑，这对于一个少年而言，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

其实，当面对真正的墓葬时，郑嘉励反倒觉得，并不像过去想象中那样可怕。大学三年级，他参加实习，去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抢救发掘一批即将被三峡水库淹没的汉六朝墓葬。一个班级19人，都是二十啷当的年轻人，在考古工地里同进同出。即便出土了尸骨，郑嘉励也不害怕，因为有大部队“壮胆”。逮着空闲，他还进城买了一盒偶像齐秦的磁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指望有庞大队伍做后援，说明内心的恐惧始终存在。参加工作后，郑嘉励自主选择做瓷窑址考古，表面说辞是，这一领域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内心实际想法却是：挖瓷器吧，少碰点坟墓。

逃避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有那么几年，郑嘉励觉得自己被阴影笼罩，一种不可名状的焦虑感，如同一张大网扑将过来，令他无处遁逃。

他把头埋到书本里，企图暂时忘记烦恼；或者用电影来排遣焦虑，看蔡明亮，看侯孝贤。影片《恋恋风尘》的结尾，当阳光从群山掠过，吉他声响起，他的积郁似乎得到释放。

当他再次走向发掘现场的时候，黑暗的情绪又如潮水一般涌来。这种反复的、经年累月的折磨，简直让人崩溃。

可能是读过的书终于发生作用，郑嘉励决定，直面自己“惨淡的人生”，怕什么就来什么，索性专门发掘墓葬。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逃避死亡思考的哲学家、文学家，我想，考古学家也不必例外。”他说，“没准挖着挖着，我就‘脱敏’了呢？”

他花了五六年时间，调查、发掘浙江的宋墓，有南宋皇帝的陵寝，有江南大族、士大夫的墓地，更多的是三教九流、芸芸众生的坟墓。

调查之余兼顾读书。他有个习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考古，必然集中阅读当地的方志、文物志和古籍，长此以往，积累可观。临海市博物馆原馆长徐三见与郑嘉励有多年业务上的往来，两人交情笃深。“据我所了解，在省内文博领域，像郑嘉励这样读书多、学识广博的人，很少见。”徐三见评价道，“这大概与他从事宋元考古有关，做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只顾挖土，不读书，肯定不行。”

2007年，郑嘉励来到丽水景宁畲族自治县渤海镇渤海村，为清理和迁建一座明墓。这座墓是嘉靖年间的大银矿主陈璗，为其父陈坦庵所修造，属景宁的县级文保单位。因为滩坑水库的建设，山村连同明墓即将被淹没，考古队必须赶在水库蓄水之前，将墓迁到更高的山头。

渤海村是陈氏族居之地，陈坦庵是村民们共同的祖先，陈璗致富的传奇故事，在当地口口相传。这年清明，陈氏族人每家每户都派代表，约四五十人，在祖先坟前举行祭祀仪式，场面隆重。

这一古朴的、当下罕见的仪式，给郑嘉励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此前，他参与考古发掘，总认为古人是古人，今人是今人，两者不相干，对待发掘对象，也只把它们当做客观的科学材料。而此情此景，令他感知到，古代和当代依然保持着某种牵连，古人的喜怒哀乐，可以与当下的你我产生共情。

“那一晚，我想明白了许多，曾经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发掘过的遗迹遗物，突然连成一串，像抢镜头一样出现在眼前。”郑嘉励说，“我仿佛一夜之间成长了。”

考古的意义

2016年5月3日，台州黄岩区屿头乡前礁村出土了南宋士大夫赵伯澐古墓。第二天，郑嘉励接受委托，赶到现场指导墓葬清理工作。

“他给人一种很干练的印象，理了个光头，皮肤晒得黝黑，做起事来风风火火。”黄岩区政协秘书长张良回忆，当年他在区文广新局担任局长，因为这次发掘工作，与郑嘉励成为好友。

干练是考古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尤其对郑嘉励来说，长年从事抢救性考古发掘，铁路、高速通到哪里，他都要赶在竣工、通车前，把文物抢救出来。除了发掘本身，还涉及到项目申报、青苗补偿、雇佣工人、与老乡相处等“俗务”，若不干练，当不成“救火队长”。

但考古工作者最大的价值，在文物保护上。拆除墓室的砖壁后，内棺保存完好，直觉告诉郑嘉励，这是个百年不遇的奇迹——这座宋墓未曾毁坏，墓主人赵伯澐很有可能穿戴整齐地躺在棺内，而他身上的每一件衣物，都将是重要文物。

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江南多雨、地下水位高，即便墓室固若金汤，仍会有地下水渗入棺内。800年的岁月，让棺内的一切十分脆弱，如果让尸体浸泡在水中运输，稍有颠簸晃荡，衣物等有机质文物将瞬间化为乌有。这不是没有前车之鉴——早年在安吉出土的西汉棺木，因有水运输，棺内衣物荡然无存。

郑嘉励指导在场工人，用电钻给棺底钻孔，以释放里面可能存在的积水。一开始，大家都不信，认为棺木天衣无缝，怎么可能进水？可郑嘉励一再坚持，众人只好找来电钻，在棺头地步及两侧壁，各打一个孔。

夜已深，四周依旧有不少人围观，屿头乡驻村干部周文辉便是其中一个。“那个省里来的光头专家，真厉害，他说棺材里面有水，没想到，一开孔，真的有水流出来，流了好几个小时。”他打心眼里佩服郑嘉励。

之后，棺木被运到黄岩区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团队从中清理出丝绸服饰、玉璧、水晶、铜镜等77件。其中，丝绸文物堪称“宋服之冠”，给纺织科技史、艺术史提供了完整的实物案例，还对南宋的经济史、对外交流史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张良至今很感谢郑嘉励：“郑老师的专业知识和敬业精神，为我们黄岩保住了这批国宝级文物。”

郑嘉励本人也时时感到庆幸，赵墓若不是经考古人之手科学发掘，而是惨遭盗墓者盗掘，那么以上价值将无从谈起。过几年，兴许会有一块来历不明的玉璧出现在市面上，人们无从得知它包含着什么信息，也无法找寻它的学术意义。

与赵伯澐墓相对应的是，金华武义县的南宋徐谓礼墓。2005年，一群盗墓者扒开徐墓，从中盗出了17长卷文书，顺便把墓主人的衣服搅得支离破碎。盗墓者拿文书到收藏市场上交易，买家见文书保存如新，都怀疑是伪造的。2011年，这批文书偶然被郑嘉励看到，他判定，这批文书不可能作伪，并建议报警。案子很快破获，盗墓者被绳之以法，17卷文书全部追回，经文物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012年，郑嘉励带队去徐谓礼墓发掘时，里面的衣服只剩下碎片了，一些陪葬品也不知所终，“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用最极端的语言，形容盗墓对文物的破坏都不过分！”

职业生涯至今，郑嘉励以为最委屈之事，莫过于大众总将考古工作者与盗墓者混为一谈。网上直播考古队发掘古墓，就有网友在下面跟帖，骂考古工作者就是一群“有执照的盗墓贼”。有一回，郑嘉励去某地图书馆讲座，有观众当面质问他：“你们考古和盗墓有什么区别？”

起初他会觉得愤怒、不解——考古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盗墓只为满足个人的欲望；考古尊重科学、重视文化，盗墓破坏法理人伦——两者怎么可能一样？

后来，他逐渐释然，“公众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我认为，与考古界长期的恶俗宣传有关，譬如，将马王堆的尸体拿出来展览，并以此为卖点。”事实上，墓葬里的古人，曾经有名有姓，有家人朋友，经历过悲欢离合，他们理应得到尊重。一名合格的考古工作者，要把握好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平衡。

“尊重古人，尊重文物，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自我

2009年，郑嘉励有了动笔写作的念头。

或意图向公众科普，真正的考古，应该是什么样的。

或回应朋友的期待。常有人对他讲：郑老师，你这么有才华，不写点东西可惜了。

于是乎，他在《杭州日报》副刊开了“考古人茶座”的专栏，将田野、考古、读书、历史、个人情感、生活体验整合起来，煮一锅百味杂陈的文字。在杭报结束连载后，又到《东方瞭望周刊》接着写。

表面上看，他的文章都是“个人视角”的文字，有的篇目以“科普”面貌出现，甚至有点“学术性”，可细看，内里都是文艺性的，是第一人称的观察或抒情遣怀——借考古酒杯，浇个人块垒。

写作是将人与记忆、生命同构的过程。郑嘉励一边写，一边觉得自己身上萦绕很多年的焦虑和虚无，慢慢消散了。

他蓦然发现，那些年，从史前时期“退回”历史时期，从瓷窑址“退回”宋元墓葬，这两个人生中的重要决定，实则是以迂回的方式，竭力回到青少年时的志趣——以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学。他的大学志愿，全是历史学，当个历史学家，才是他的初心，才是更加本质的“自我”，不是吗？

而今人到中年，他时常感到，自己再难进行创造性的写作，而要把更多精力，专注于学术研究方面。

他“不自谦”地说，在学术上，有个“天才般的设想”。这个设想，当然也来自于田野——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他得知，金华武义县城东明招山，有南宋大儒吕祖谦的家族墓地。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浙江金华人，人称“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他所创立的“婺学”，开“浙东学派”之先声。

郑嘉励很好奇，2009年的秋天，就前去明招山勘察，得知吕祖谦曾祖父、祖父一辈、父辈、同辈、子辈，五代人家族成员，都悉数葬于此。他隐隐觉得，这会是个重要的课题。

2010年到2012年，洛阳富弼家族墓地、安阳韩琦家族墓地的考古报告出炉，郑嘉励一边读，一边胡思乱想：富弼、韩琦这样北宋第一流的士大夫家族，在北方可以实现聚族而葬，如果他们到了南方来，会怎样呢？

这时，他就想到了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

2014年，郑嘉励租住在明招山下一整年，每日上山调查，踏遍了每个山头，确定了吕氏五代部分成员墓葬30多座。由此入手，他开始研究南宋墓葬习俗及其背后思想观念的变迁。

在宋代，中原有“族葬”的传统，几代人按照长幼尊卑，井然有序地安葬在一起。江南则受“形势派”风水影响，各人各自找个风水好的山头掩埋。

当北宋无预兆地覆灭，原本居住在中原的皇族、士大夫家族和普通民众纷纷南迁。这些南渡者去世后，如何埋葬，各人有各人的选择。

宋室皇族的墓地，是绍兴富盛镇宝山南麓的“宋六陵”。“七帝七后”陵寝按照北方的族葬要求，完全“刻舟求剑”地复制到南方。因为皇室代表着国家正统，墓地当然要符合礼仪。

一流士大夫家族，如宁波史弥远家族，“一门三丞相”，虽有实现族葬的能力，却各自埋在独立山头。一般的士大夫家族，如赵伯澐、徐谓礼等，也不曾选择族葬。盖因他们都拘泥于“风水”，认为祖宗墓地风水好，子孙就有福。

就连南宋第一圣贤朱熹，都迷信风水，祖父母、父母和自己的墓地，相隔甚远。更别说，普通的老百姓了。

“当大多数人选择信风水时，吕祖谦家族却恪守礼仪，家族成员悉数聚葬在明招山，绵延100多年，形成江南地区罕见的家族墓地。”郑嘉励说，“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些家族成员，散居各地，以古代的交通条件，在死后不远千里归葬家族墓地，需要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

每念及此，郑嘉励觉得，吕祖谦家族成员，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以人生的最后抉择，实现“儒教传家”的理想。

吕氏家族的做法，也得到了当世及后世人的效法。到了元明时期，江南开始兴起、流行多代人聚葬的“昭穆葬法”。

“我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术框架，把北宋、南宋，中原、江南，皇室、士大夫、平民的丧葬习俗演变，做成实证领域。”郑嘉励说，“这是一盘大棋局，而吕祖谦家族墓地，是其中的一枚关键棋子。”

其实在郑嘉励的杂文集里，他的这些想法，已经闪耀出零星的火花，但要将之编织成严谨的学术著作，绝非易事。

“这正是我接下来几年要做的，相信在我60岁之前，这本专著可以付梓。”

尾声

采访结束，临走前，我与郑嘉励在省考古所对面的拉面店里吃面。

在“哧溜”的吸面声中，我问：“郑老师，您发掘墓葬这么多年，是不是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当然不可能，我又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面对死亡，悲伤总是难免的，但至少我承认，死亡是每个人的归宿，我能坦然面对。”他放下筷子，“既然如此，就要趁活着的时候，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体验人生。”

我点点头，继续吃面。

（感谢采访对象提供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