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庭松

地域文学研究早已成为显学，在热潮推动下，各种宏观的地域文学史屡见不鲜。然将地域与题材结合，为一省山水文学作史，此类著作尚不多见。台州学院何方形先生，积十余年之功，继《中国山水诗审美艺术流变》《唐诗审美艺术论》之后，于2020年再次推出力作《浙江山水文学史》，拓出文学融合研究的一方新天地。著作是心血和才华的凝聚，也是性情和理想的寄托。寂寞书斋，无言山水，有知音秉笔，这“一松一竹真朋友，山花山鸟好兄弟”的境界该是何等的惬意和会心。肃然起敬之余，作为老友，我自然要一睹为快。

《浙江山水文学史》新见迭出，胜义纷披，使人不忍释卷。纵观这部36万字的大著，有三方面的特点予人印象深刻。

一是总体构思反映出宏通视野。除导论外，全书分为九章。以时间为线，以人物为点，以版图为面，笔致从容地将浙江山水文学史鲜活展开。论著并不画地为牢，而是用宏通的眼光俯瞰行走在浙江大地的历代大小不一的作家，不抹灭他们用脚和笔留下的或深或浅的印痕。因此在确定研究对象时，著者在该书导论部分是这样界定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浙江本土家世居里及占籍的作家，适当考虑一些不是浙江本土，但在浙江生活时间很长的客籍作家，也突出部分描写浙江山水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与作品，因人因事而异，将作出适当的安排与处理。”这“适当的安排和处理”也体现在全书的结构上，一方面遵循文学史的时间顺序，展示从先秦到近代浙山浙水浙文学的旖旎画卷；另一方面，又在相应时间段中专章突出“谢灵运山水诗”和“王士性山水诗文”。此二章的穿插，仿佛平静水流岸边奇峰突起，在时空的错落中展现出大气别致的美学风范。

结构的经线能一以贯之，断面的纬线也开阔清朗。各章论述展开时，先有“简说”理论统摄，接着分析代表性作家作品，必要时延伸其影响和其他未尽之论。具体而微至各范畴，既有个人述论，又有群体探讨；既有城市书写，更有乡村描摹；既有诗文大宗的探幽，也有楹联散曲的拾趣。唯有成竹在胸的通达观照，方有此包罗万象的安排，不言而喻，这格局的背后是理论的思考。

“庄老为意，山水为色”，自古以来山水就被欣赏者赋予了深切的哲学和审美意蕴。换言之，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一不是诗情哲理的外化和映射。深以山水为知音的何方形先生，显然旨趣不会仅仅在泛泛描述里，而是志在审视和参悟上。其宏大的理论思维逻辑，从其最后“参考文献”排列上便可趣见端倪。“参考文献”分三部分罗列，即“文论与美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以及”山水文学与浙江古代文学”。先切入审美门径展开思维，规定论述向度；再宏观折射中国背景，展现论域广度；继而聚焦浙江山水文学，着力立论深度。深思而广延，博观而约取，路径简约清晰，理论的马车顺畅前行，读者情不自禁跟着去探索前方的奥妙。

二是写作旨趣彰显了现实活力。正如著作《后记》夫子自道，立论是“从地域与人文关系的角度切入”，眼光是“用现代的文学观加以审视”。一代有一代的山水，一代有一代的文章，地域与人文的关系始终是在变化中寻找默契，形成符合时代眼光和口味的审美范式。《浙江山水文学史》站在时代特有的高度，宏观上把握山水轮廓和脉络，用当下的澎湃思索激活历史的景观，读者深切感受到文化传承的力量和宇宙深沉的意识。著作自觉运用现代的学术视野和方法，深化时贤研究成果，使得研究气象呈现出活泼壮阔的态势。著者大胆借鉴西方美学、风俗学、地理学、文体学等多种理论，从不同角度来印证自己的思与悟，用当下的话语体系来重返山水现场。

文学与旅游结合，融合诗与远方，这是如今文旅部门坚定努力的方向。与此相适应，研究也应打破门户之见，践行创新性发展理念。《浙江山水文学史》融汇山水文学和旅游文学，一体并论的意图显豁。事实上，讲究天人合一的古人，就根本无意于将诗生活与游生活分开。亦诗亦游，是他们或潇洒或郁闷生活的常态。梁代昭明太子所编《文选》，以及唐代欧阳询等人所编《艺文类聚》，不约而同都将山水诗划归“游览”一类，便是明证。《浙江山水文学史》开宗明义，在导论部分就将旅游资源和旅游文学作了详细介绍。在第三章中又对时下热点唐诗之路作了呼应，专节概述浙江唐诗之路，重点对浙东唐诗之路形成原因、成就与影响作了深入分析，这对于诗路开发都具有很强的现实参考作用。

三是笔端行文洋溢着爱乡情怀。“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何方形先生为台州临海人，长期从事台州以及浙江文化研究，有《戴复古诗词研究》等著作面世。研究越深入，对家乡便爱得越深沉。以浙人写浙山浙水，加之对家乡之爱与日俱增，因此笔下无处不是“诗情满浙江”的自豪赞叹。“浙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何方形先生对这份情趣独钟难舍。观其论述，令人长想《原诗》中所言：“议论带情韵以行”，先生真不辜负山水也。古人云：“山水之奇，不能自发，而灵运发之”，因爱才有“发”，谢灵运发而为诗，何方形则发而为论，古今虽异代，山水共知音。因为家乡的山水，邂逅了前后不一的古人，何方形陶醉于“山川赖尔亦增辉”的欣喜中，这感受凝结于文字，自然丰盈鲜活，情怀满纸。

选择临海人王士性专章论述，固然出于公义，然也是爱乡情怀使然。在明代，王士性庶几与徐霞客齐名，但到后来，天下皆知有徐霞客而不知有王士性。何方形先生对此深以为憾，在多个场合呼吁加强对这位乡贤前辈的研究，近年来他也专注于此，发表了好几篇相关的有分量的论文，《王士性研究》也已完成35万字的书稿。《浙江山水文学史》中，对王士性“游道”思想的阐释，山水散文的细致剖析，山水诗中的理性精神的发微，临海王氏家族群体创作的考索，皆有独到见解。这正是爱乡情怀所激发出来的学术优势，面对这“独断之学”，其他学者只能是“徒有羡鱼情”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何方形先生与王士性一样，性分所适，酷爱旅游，目前已是资深驴友。每得暇日，不管风吹雨打，定要登山临水，舒啸成诗。《庄子·知北游》中所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这样的描述，正是他亲山乐水状态的最好描绘。“莺花旧识非生客，山水曾游是故人”，这份亲切相信踏遍了整个台州乃至浙江山山水水的何方形先生最能体会。有了这番身体力行，才有《浙江山水文学史》那别样精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著作与其说是用笔写出来的，毋宁说是用脚走出来的。

2019年10月，浙江省政府发布《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发展规划》，全面开启诗路文化建设，《浙江山水文学史》的出版适逢其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著作的价值愈发彰显。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诗画浙江，我们需要更多像《浙江山水文学史》那样的紧密联系现实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