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杨遗稿 杨 崎整理

这是一个情报工作者革命生涯中惊心动魄的片段，也是战争年代很平常的往事。亲历者沈明杨，1947年起追随共产党，为党组织收集各种情报。解放初期，在仙居括苍山、大雷山和大垟山区剿匪斗争中，他三入匪穴，智引群魔，横扫残匪，贡献突出，被誉为“浙江的杨子荣”。此文讲述他在仙居剿匪斗争中的一次生死遭遇。在那个年代，如沈明杨这般的勇者志士还有很多，岁月不语，山水为证，他们应该被记住。

一

解放前夕，国民党安排了大批特务潜伏在浙江，提出建立党政军特四位一体的地下政权等一系列反动纲领，并委派了专员、县长，妄图凭借浙江临海靠山的地理环境，建立所谓的“敌后游击根据地”。国民党叫嚣要与共产党“三争四反”，即争地盘、争群众、争力量，反参军、反清算、反征粮、反变革。

1949年7月5日，仙居县城解放；7月10日，仙居县人民政府成立。随后，各工作机构也陆续建立。为适应剿匪需要，根据第六（台州）地委指示，解放仙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1军186团政委施义之兼任中共仙居县委第一书记。8月26日，施义之和县委委员田允尚前往下各镇桥头殿主持召开了下各地区各村积极分子和社会各界名流会议，宣布成立朱北办事处（辖下各、朱溪两个区），任命潘行善为朱北办事处主任。会后，潘行善指派我为朱北办事处负责东南剿匪侦察总情报，兼鹫峰乡武工队长，配合186团完成剿匪任务。朱北办事处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我配合鹫峰乡乡长潘焕田收缴伪乡长潘行官的伪印章和伪文件。新建立的人民鹫峰乡政府办公场所设在马垟村大祠堂。

此时，仙居尽管县城已经解放，但广大农村仍被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所控制。1949年8月29日，匪首朱继翰纠集国民党浙南行署第三支队顾世长和匪首王继学、应老三等400多人包围朱北办事处驻地，攻打了一天一夜。我跳出重围，向驻西吕的解放军185团三营报告要求增援；援军击败土匪，才使工作人员突围。9月3日，朱北办事处迁移到马垟村大祠堂，与鹫峰乡政府合并办公。

当时匪势十分猖狂，除仙居县城外，全县各乡村都是国民党匪徒控制地盘，他们到处攻打区乡政府。我和鹫峰乡乡长潘焕田等人白天在乡公所，夜晚出去打游击，睡在山上野外，一起经受风霜雪雨，日夜与国民党匪徒战斗。9月上旬，潘行善指示我物色杨通悦（当过伪警察）打入大战岙朱继翰匪部，为我送情报，我又争取杨砩头村应太白（朱继翰号兵），向我秘密自首后送情报。由此，我组建的情报网逐步完善起来，敌不动我剿之，敌若动我先动，配合剿匪部队扭转了被动局面。

1950年春夏之交，趁我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调防空虚，国民党残余土匪死灰复燃，破坏活动日渐猖獗，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从地下逐渐发展到半公开甚至公开，从山区扩展至平原城乡，白色恐怖遍及全县。尤其在5、6月，各股匪部明目张胆纷纷向各村派匪粮匪捐，拦路抢劫，破门入户绑架勒索，奸淫妇女、强抢姑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仙居社会安定和土改工作的开展。

杨砩头村保长杨通湖，仗着外甥朱继翰是国民党苍北总队副指挥，更加神气活现，迫不及待与朱继翰谋划从匪捐中捞一把。以苍北总队官防的空白条子，由他填写强派全村匪粮计大米70担，银洋700元，每亩田上缴子弹100发，并在村张贴匪部布告：限期6月30日晚全部缴齐，谁家拖延拒缴的，倾家荡产，谁敢违抗，与共党分子同罪格杀勿论。退出共产党组织的农联会组织，自动解散的均免予处理；参加共产党区、乡人员立即回家的，既往不咎；携枪反共论功任职；执迷不悟，株连全家。

在匪徒张贴的布告恐吓威胁下，杨砩头村个别农联会成员自动退出，部分农联会成员逃离本村。参加区中队的杨通仙父母吓破胆，强迫杨通仙脱离区中队回家。村民人心惶惶。唯独1948年就参加“地下农会，自卫抗匪”的民兵骨干聚集在老村长杨云来家议事。

“匪部怎么会知道我们村每户人的姓名？”

“为什么保长和他的嫡亲堂兄弟叔侄没有派到匪捐？”

“每户的匪捐条子都是保长杨通湖送来，明显是他与外甥朱继翰共谋……”

其中一个民兵说：“你心中明白就好，不要指名道姓，问题是解放军主力撤走，驻仙的武装一时难以对付土匪，区乡政府也被土匪围袭，工作人员每夜流动在外打游击。我们更没有力量对抗，好汉不吃眼前亏，只有忍气吞声先接受下来再说吧。”

原参加过“自卫抗匪”的民兵队长杨小着说：“1948年春，也是保长外甥朱继翰驻我村和保长策划成立联防队，强迫每户缴给他枪弹费，又勾结‘白旗’派绑架勒索，我们团结抵抗，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更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像1948年抗匪一样，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同他们拼命，可以抗敌拒缴匪捐。”

老村长杨云来静听大家议论后，接着说：“民兵队长杨小着的意见有道理，但少个指挥人，1948年‘自卫抗匪’胜利是沈明杨领导的。现在他脱产了，在朱北办事处工作，配合部队在山区剿匪，几个月没有见到他的人影了。我考虑过，把他找回来才有办法对付。”他一提议，立即引起在场人赞同。大家意见一致，催促杨云来立即起程。

次日，6月29日，老村长杨云来向我汇报派匪捐之事，并迫切要求我回村领导抗匪。我听后，对村保长杨通湖的做法火冒三丈。村民对我信任，这让我心里热乎乎的，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涌上心头。

我立即向部队领导说明情况，同杨云来一道在朱溪区吃过午饭，便匆匆忙忙赶山路，来到我从小长大熟悉的杨砩头村。

本想叫几个村干部商量抗匪部署，谁知大家得知我到村，一下子来了几十个人围着我。他们看我满头大汗衬衣湿透，忙着送水揩身，送茶解渴，胜似亲人。我看着他们善良淳朴，但因饱受匪乱忧愁的脸孔，内心说不出的难受。我清楚，他们急需听我说说用什么良策可以打败土匪，维护家园安全。我招呼大家坐下商量，当即鸦雀无声。

我说：“首先请允许我向叔伯兄弟姐妹们问好，道歉。我身为国家脱产干部兼本乡武工队长，应尽责保护父老乡亲的安全。由于无能，你们担惊受怕了，这是我的失责。”

民兵队长杨小着急忙插话:“你我都是同村土生土长的，都是泡在苦水里受尽欺压的上下年纪人，不需礼节客套的话。我们请你回来，目的就是一个，有没有办法打败土匪。”

我声音高昂地说：“不仅能打败土匪，而且要消灭土匪，你们别看土匪气焰嚣张，其实他们已是秋后的蚱蜢死到临头了。我们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一支能征善战、英勇无畏、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蒋介石800万正规军也消灭了，现在已经解放了全中国，难道还怕这几条泥鳅掀起什么大浪吗？”

我在喝开水时，听到有人低声说：“他讲的对，匪徒确实像秋后蚱蜢……”我接着说：“匪徒张贴布告威胁群众，其实那是一张即将归案招供的罪证。明天匪徒来收捐，就是自投罗网，我建议把所有民兵农会成员集中起来，团结一致，把去年用过的‘自卫抗匪’武器，自己造的大刀、土枪、土炮，重新拿出来发挥威力，保卫自己的家园。”

这时，有人插话：“参加农会的部分人已逃到各村避难去了。”我说：“既然如此，能集中多少算多少。这件事由我负责，决不辜负大家的信任。”

一群人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散会后，只听大家议论，“他回来就有办法，我们胆子也大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