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铮
（临海市政协原主席）
1993年2月10日，母亲因心力衰竭突然去世。我是母亲在战争年代历经艰险和苦难拉扯大的，小时候的最大愿望，就是长大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可是还没等我好好孝敬母亲，她就永远离开了，真教我悲痛欲绝。
母亲于1921年10月25日（农历9月25日）出生在山东省莱芜县（今济南市莱芜区）安仙村一个普通农家。我外公是一个比较有眼光的农民，卖地筹款供我大舅舅上学，指望他通过读书改善家境。岂料，他在莱芜寨里师范学校，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传播的革命思想，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在大舅舅的影响下，母亲在抗战期间即参加了革命活动，担任汶阳村的妇救会（妇女救国会）会长，并于1945年上半年秘密加入中共党组织。
自从我有记忆以来，不止一次听母亲回忆起解放战争期间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情境，至今难忘。那是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发动内战，敌人又占领了我的家乡。这时父亲已参加了我党的武工队，离家闹革命。母亲也想加入武工队，拿起枪杆子和敌人斗。那时我只有4岁，妹妹才几个月，母亲难以脱身，更重要的是组织上安排她留下来做群众工作。此时正是国民党还乡团猖狂之时，他们都是当地人，知道本地的情况，母亲明知留下来是很危险的，但想起入党介绍人尚玉福对她说的“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的话，就决定留在本村。
意想不到的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年秋天某日，父亲和另外四名武工队员执行任务，暗插到附近各村了解敌情，出乎意料，其中两个人叛变了，带着几十个还乡团匪徒包围了我们的村子，来抓我父亲。
幸亏父亲早一步得到了叛徒出卖的消息，急忙藏到村边不引人注意的一个远房侄子家里的阁楼上，母亲抱着我在天井里放哨。父亲刚躲进阁楼，一群还乡团匪徒便闯进了天井，十几把明晃晃的刺刀逼近我们，有几个匪徒用刺刀到处戳，但没发现我父亲。于是匪徒们如临大敌一般，把母亲和我绑在一起，推到街上，叫保长敲锣把全村的人都集中到这里，当众审问我母亲。
母亲此时临危不惧，非常沉着，强压怒火，一言不发。突然，人群外面闪出一个身材肥胖的家伙，他就是还乡团头目陈来子，邻村的逃亡大地主。他假装生气地骂道：“没有老子的命令，谁把她绑起来的？把这孩子绑起来干什么？赶快松开！”母亲和我被松绑了。陈来子皮笑肉不笑地对我母亲说：“大嫂，你是明白人，你要替共产党卖命干什么？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母亲把脸转向另一边，拒不作答。他又走到另一边接着说：“我陈来子从来不亏待人，只要你说出他们几个藏到哪里去了，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要什么有什么。你男人只要把枪交出来，我们也不会怎么样他。大嫂，我劝你还是早点说吧！”
母亲不为所动，一口咬定：“不知道！”
陈来子看利诱不能得逞，就抬高嗓门恐吓道：“段爱英！你甭装硬骨头，我早就知道了，你家里是个联络站，那几个人藏在哪里你都知道，你放明白点，你眼前只有两条路，说还是不说！”
母亲实在怒不可遏了，不再沉默：“哼！甭说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把脸转到另一边，斩钉截铁地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任凭你怎么办吧，要话一句也没有！”
这下可把陈来子气坏了，他顿时暴跳如雷，大声吼道：“不识抬举，我看你再硬！”一边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往我母亲头上抽下来。我吓得使劲抱住母亲哭不出声来，母亲想保护我把头一低，这一下没抽着母亲，却抽到我的右耳内侧，一小块嫩肉快掉下来，鲜血直流，我痛得“哇”一下哭出声来。陈来子继续抽打我母亲，我身上又被抽到几下，“哇哇”大哭。
在场的乡亲们先是敢怒不敢言，这时实在看不下去了，异口同声说：“孩子总没有罪啊！”敌人无言以对，一位大娘乘机把我抱了过去。
母亲被抽打得满脸鲜血，陈来子停手吼道：“你说不说？”母亲痛得浑身痉挛，可是她咬紧牙关，强忍着痛，全力支撑着没有倒下。她头脑清醒，此时脑子里又闪过尚玉福的话，更加坚强地回击敌人：“你打吧，杀吧，有武艺就用吧，要我说出来，呸！”可是她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一下子倒在了地上，嘴里仍骂着。
陈来子更火了，他捋捋手臂，把旁边一户人家顶大门的木棍拿来充当刑具，一只脚踩住我母亲，使劲拷打。母亲还在骂敌人，可是随着木棍不断打在身上，她的骂声渐渐低下去了。后来嘴也不能动了，浑身皮开肉绽，在血泊中昏过去了。场面惨不忍睹，在场的大爷大娘都不忍直视，流下眼泪。陈来子看我母亲快死的样子才罢手，他没得到想要的东西，没奈何收兵回城里去了。
乡亲们把我母亲抬到家里，隔了一天母亲就全身伤口溃烂，没一个地方不痛，仰着不行，侧着也不行，只有趴着稍好一点，夜里痛得无法入眠，整日整夜万分痛苦，难以形容，这样被折磨了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
这次母亲遭敌人毒打，所幸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未被打死。父亲由于母亲的掩护逃过一劫，当天夜里转移出去，伏在野外三天两夜，后来在一个老大爷帮助下才化装通过敌人封锁线，找到部队。
自此以后，母亲白天不敢待在家里，抱着我妹妹，带着我，挎着个篮子，装着镰刀和煎饼，躲到野外自家地里，佯装干活，时刻关注村里的动向，一有敌情立即转移。有一天，我们发现村里好像有什么情况，果然，过了一会，保长刘家利（我的一个远房哥哥）气喘吁吁地跑来对我母亲说：“二婶子，陈来子他们又来抓你了，他们已经知道你是共产党员，你赶快逃吧，远走高飞，再也别回来！”母亲抱着我妹妹，带着我，当即逃离险境，去投靠亲戚。开始逃难离家还不很远，母亲还可夜里悄悄回家拿点粮食。冬天下大雪，北风一吹，道路难辨，母亲几次掉进深沟，好不容易才挣扎着爬上来。后来家里埋在地下的粮食被敌人发现挖走了，唯有依靠亲戚。随着敌情的变化，我们越逃越远，但凡有点远亲关系的，都成为投靠对象。再往后逃得更远，无亲可投了，母亲只有靠乞讨养活我和妹妹。好在老乡们很善良，虽然他们自己也很穷，还匀给我们一口吃的，我们才得以活命。
我们家乡那一带，那时敌我反复拉锯，不时交战。有时候我们正处在战场，被夹在中间，不知哪边是敌哪边是我，只听到枪声炮声大作，天上还有敌人飞机俯冲扫射，逃难的人惊慌失措，随大流狂奔。这时有人看到我母亲还抱着个孩子，就大喊：“快把孩子甩了逃命吧！”母亲把我妹妹紧紧抱着，哪里舍得甩呢，心想死也要死在一块。不幸中之万幸，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居然从战乱苦难中挺过来了。这样的逃难生活足足过了两年，1948年秋天我的家乡解放了才回家。
从这时开始我有记忆了。家里天井里的草比我人还高，房门大开着，一片凄凉。家中一粒粮食也没有，母亲只能借粮和带我挖野菜度过暂时困难。解放了，母亲心里高兴，在那样饭食不保的情况下，还是积极投入村里的工作。这年秋冬之交淮海战役打响，她全力动员民工支前，组织妇女做军鞋，做好的军鞋集中到我家里堆积如山。1950年开始又积极投入支援抗美援朝工作。
父亲1948年加入解放军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六十三师，该师解放温州以后，父亲转到地方工作，先在宁海县桥头胡区任指导员（后称区委书记）。1953年春节后，母亲带我和妹妹到宁海与父亲团聚。这时还是供给制，吃公家的，南下干部的家属一般都在吃闲饭。但母亲不想吃闲饭，想凭自己的双手劳动生活。正好宁海县国营农场还需要人，于是1954年，她到山头华分场当了炊事员，1955年又调到宁海南门外分场，既当炊事员，又当饲养员，养着好几十头猪，工作很繁重。由于敌人拷打留下很多后遗症，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母亲硬是扛着。1956年我二妹妹出生，母亲没法带，只能雇人带。1958年我三妹妹出生后，母亲再也无法继续在农场工作，这才辞职，操持家务。1961年我弟弟出生，家务更重了。
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随着父亲工作变动，我家从三门亭旁迁到临海杜桥，又迁到临海城里。一个问题是，国家定量供应的粮食不够吃，母亲想尽办法克服困难。这时，我在黄岩农校读书，母亲就带我大妹妹去挖野菜，弥补粮食不足；以南瓜、番薯等瓜菜代替粮食；以稀饭代替干饭节省粮食，采取多种办法渡过难关。母亲宁可自己少吃甚至不吃，也尽量不让孩子饿肚皮。
父亲的工作几经调动，最后于1981年在三门县离休，父母定居海游镇。因为母亲是老党员，人品好，在所居住的南山路居民中有名望有声誉，人人皆知“刘大娘”，海游镇当地诚请她参加居委会工作。既然工作需要，组织信任，盛情难却，她在晚年又挑起了南山路居委会主任的担子，并获得了海游镇最佳居委会的荣誉。名为主任，手下却只有一个文书，所以她事必躬亲。居委会是最基层，工作要做到家家户户，哪怕是六楼七楼也得爬上去。搞卫生时，她要带头去打扫公共场所。如此等等，母亲实在体力难支，但都坚持下来，直至去世。
母亲的一生，坚强不屈、不畏强敌、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和心中只想着他人而不为自己着想的优秀品质贯穿始终，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