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建/文

1932年入冬季节，吴先清怀孕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大多已经撤往中央苏区。上海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为了安全起见，春节前，吴先清跟着刘鼎一起回四川南溪老家。刚过完春节，在当地警察局工作的一位亲戚匆匆来报信，说有人告密家里来了一对“共匪”，警察局正在布置抓人，叫他们连夜逃出县城。在这位亲戚帮助下，吴先清和刘鼎坐在箩筐里，用绳子慢慢地从城墙上往下放，然后在长江边找到一只小船回到上海。他们回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党组织，无法接上关系。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吴先清与曾在杭州蚕校的同窗好友陈宣昭在上海街头相遇。陈宣昭得知吴先清的情况，和丈夫吴觉农商量后，不怕危险，将吴先清、刘鼎接到自己的家中居住。当时，吴觉农住在金神父路花园坊的2号，而隔壁的3号、4号就是上海警察局局长闵鸿恩的寓所。

吴先清和刘鼎受到了吴觉农、陈宣昭夫妇的热情招待。据陈宣昭晚年回忆，那时候每天夜晚，他们两对夫妇常常在顶楼的亭子间促膝长谈，从“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局势，一直谈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听着刘鼎、吴先清夫妇的谈话，就像茫茫雾海里的灯塔，眼前出现一线光明。不久，刘鼎和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之后他就去了中央苏区。他穿着长袍，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吴觉农陪他到车站，目送他踏上了去江西的征途。吴先清在吴觉农家中住了较长时间，她的儿子阚文木就在吴家出生。

1935年1月，刘鼎随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地区挺进，在江西怀玉山被敌人包围。方志敏被捕牺牲。当时部队被打散，刘鼎在山中躲藏几个月后，在敌人的一次搜山中被抓。1935年秋天，刘鼎只身从国民党的俘虏营中逃出到了上海。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人帮助下，刘鼎躲进了宋庆龄的家中。1936年3月，共产党员董健吾找到了刘鼎，告诉他说张学良对联共颇感兴趣，希望请一位共产党员到西安去留在他身边工作，宋庆龄推荐了刘鼎。于是，刘鼎前往西安在东北军中开展秘密工作。他对张学良将军进行了有的放矢的思想工作，打动了张学良的心。4月9日傍晚，刘鼎陪同张学良从洛川飞往肤施（延安），和周恩来秘密会见和商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半年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刘鼎的报告，刘鼎的情报对于党中央掌握“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以及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要价值。毛泽东曾多次说，“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留在上海的吴先清，也在与敌人进行着惊心动魄的谍战。吴先清具有秘密情报工作的特有工作能力和灵活性。她善于观察环境，行事谨慎，灵活机智，应变能力强，并巧妙地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关系开展工作，曾多次沉着、敏捷地摆脱叛徒的跟踪。1933年，她与刘鼎的二妹一起同回二妹的住所，路上与一个叛徒迎面相逢。由于避开来不及，吴先清只得若无所知地与之搭讪。这个叛徒急于想知道她的住所，吴先清灵机一动，讲了二妹的住址。分手之后，吴先清立即买好船票，送刘鼎二妹回四川老家，自己也从陈宣昭的家中搬了出来。

1933年，经中央批准，吴先清调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任谍报组组长。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又把刚出生一个月的婴儿，送到临海老家，请母亲抚养。

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的两年，是吴先清间谍生涯的顶峰。此时的吴先清已经是一个久经考验、经验丰富、有胆有识的谍报人员。上海作为白区的大本营，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吴先清凭着超人的胆魄、出色的交际能力，周旋于国民党高官要员之间。她每天打扮得十分漂亮，以贵夫人的身份进出于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家中。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夫妇经常来她家做客，找她聊天。连住在她隔壁的上海警察局局长闵鸿恩也对她十分客气，出门碰面还主动向她打招呼。吴先清深知，作为一个优秀的红色特工，她必须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扮演一个角色就要演得逼真，绝对不能有丝毫的破绽。如果稍有不慎，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她为革命冒过无数次风险，见过许多大场面，为了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该轻浮时要轻浮，该放荡不羁就要装成放荡不羁。每当听到有人议论她是个“轻佻、放荡不羁”的女人时，吴先清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坚毅地忍受着各种误解，仍以坚强意志，机智勇敢地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