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连生

生于1971年，台州临海人，现为临海市文保所所长，浙江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台州市文物鉴定小组成员。1991年起，他在《中国文化报》《名城报》《浙江方志》《浙江文物》等20多种报刊上发表百余万字文史文章及论文，曾参与整理海洋地域文献《鲞经》、参编《台州古村落》《台州府城史迹寻踪》等十余种地域文化书籍。2006年获评浙江省优秀业余文保员，2019年被评为台州市文化工作突出贡献个人。

本报记者陶子骞 李洲洋文/摄

宋人裘三七是天台永保窑的工匠。他的生平事迹，史不可考。

在他于窑中忙碌的岁月里，恰逢临海城墙大修，其中一部分的城砖，由永保窑承制。

彼时的城砖皆由手工压制。和其他工匠一样，裘三七认造了一些城砖。

他精心做好砖坯，将其放入窑中，耐心守着窑火，等待城砖烧制成型。按照规定，城砖上印有“天台永保窑城砖匠裘三七”11个字。

和成千上万的城砖一起，这块砖被用于修筑彼时的台州府城墙。它被安置在镇宁门附近，距离地面将近6米之高，从此成为台州府城墙的一部分，承担起抵御外敌和洪水的重任。

与其为邻的，是同样有着印字的城砖。它们彼此相依，跨越古今，俯瞰着临海城中的世事变迁，人来人往。

只是，这些不起眼的砖文，经风吹雨打，时间侵蚀，逐渐风化、消磨，不少已几不可辨。

裘三七一定想不到，在自己身后近千年，一块带有他姓名的城砖，仍然安静待在城墙上，字迹完整清晰。而在2020年，有个叫彭连生的男人，花去了7年寻觅，终于与其相遇。

一次穿越千年的邂逅

2014年，第一次与台州府城墙铭文砖邂逅时，彭连生刚刚就任临海市文保所副所长。在此之前，他从事了20年的业余文保员工作，做了400多万字的文物调查笔记，还主持编写了112万字的《杜桥志》。

当时正值六省八市古城墙联合申遗，台州府城墙位列其中，临海市文保所因而开展了不少对城墙的调研工作。借着工作的机会，彭连生屡屡前往台州府城墙。那一年还有许多考察团从外地过来考察，他也得陪同介绍。

“去得多了，这边瞅瞅，那边瞧瞧，无意中就发现了城砖上的字。”彭连生说。

一次偶然的抬头，在望江门附近城墙的砖块上，彭连生看到了“永保万安”四个字。

城墙由城砖构成，若要从墙面寻找特定的一块砖，原本不易。而单一的城砖面积不大，上方的铭文更显字小，加之风化磨损，很难用肉眼察觉。即便古城墙来了许多次，彭连生也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文字。

多年文物调查的经历，让彭连生养成了独到的鉴别眼光。他立刻意识到这些铭文的特别，“在以往台州府城墙的历史文献里，从未出现过相关记载”。

这块铭文砖位于镇宁门与望江门之间的城墙上，旁侧就是灵江。这里正是台州府城墙最易受洪灾侵袭的所在，而城砖上的“永保万安”，似乎也对应着古时人们对城墙护佑一方安宁的期盼。

直觉告诉彭连生，如果能够找到更多铭文砖，或可打开研究临海历史文化的一扇门。

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彭连生开始了他的寻“砖”之旅。

靖越门、兴善门、望江门、镇宁门、丰泰门……走过一座座城门，沿着一段段城墙，彭连生“一块砖一块砖”地观察、甄别。数不清的砖块，他近乎千里挑一。

从那时起，周边的市民，常常能够看到一个中年人沿着城墙东张西望，有时还摸着墙角驻足凝视，简直像是“要从城墙里挖出宝贝来”。而这座古老的城墙，也在回答着彭连生的探寻，将一块块品类各异的铭文砖逐渐展现在他面前。

把“史书”拓下来

“一开始是‘吉语’，后来慢慢发现了‘窑工’砖，再后来台州的各种地名也出现了……”彭连生回忆起铭文砖挖掘的过程，口中滔滔不绝。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穿着也不甚讲究，属于走在街上不会引人关注的大叔形象，但讲到这些铭文砖的发现，他的眼中有光。

他把“永保万安”“不败宜用”这些铭文归类为“吉语”，这种铭文多为老百姓“讨口彩”的刻字。而随着时间推移，他又找出了刻有其他不同种类铭文的城砖。他将铭文砖归为城名砖、明代卫所系统砖、纪年砖、吉语砖、产地窑口砖、姓氏砖、窑工姓名砖、题名砖及数字符号砖等9大类别。

“这些铭文有宋、明、清各个朝代和民国时期的，信息量丰富，简直就是一部刻在城墙上的临海‘史书’！”距第一次发现已是第8个年头，彭连生依旧为之惊叹。

铭文砖难寻，寻到了又要辨别铭文内容，不可能每日守在城墙下做研究。思索之后，彭连生萌生了使用拓印技术记录城砖铭文的想法。但面对着古城墙上种类繁多、数量惊人的铭文砖，请他人拓印并非合适的做法。所幸彭连生自青年时期起就对拓印有所涉猎，他自觉担下了这个任务。

拿着浸湿的纸覆于铭文之上，用笔刷敲打，待纸张干燥后蘸墨，看似简单的操作，其中大有学问。原本，彭连生认为自己的技艺足够应付，但当拓印用于城砖铭文，他很快发现这绝非易事。

“史料留存的要求更高。”彭连生解释说，“铭文的拓印需要字迹尽可能的清晰，不是可以将就的事情。”

最初的拓片几乎满足不了彭连生研究的需求，何况他早已打算收集铭文汇总成书，对拓片的精美度更有要求。

为了获得合格的拓片，往往一段铭文他要拓上多次。拓印不似如今拍照可以现场出图，需要他返回处理。一旦不满意，他还要再次往返古城墙和工作地点。

临海市文保所的事务并不轻松，作为所长，彭连生更是诸事缠身。采访时，平均5分钟他的电话就会响起，要么是所里的一些事需要他来决定，要么就是台州各地慕名寻来的人士，向他请教文物相关的问题。

为了不影响工作，彭连生只能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前往拓印，往往周末就泡在城墙下一整天。除了请一些业余文保员协助，开展地毯式搜查，他还发动妻子和女儿一起找寻，一找就是七八年。

“反反复复，复复反反，哪里还记得清走了多少遍城墙。”彭连生这样说，“只希望拓印下来的铭文质量越高越好，少留遗憾。”

如今，彭连生早就拓出了心得：“拓印城砖铭文，不能用熟宣纸，要用容易吃墨的生宣，纸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这样拓片才能清晰。”

寻找被冷落的历史

在找到“天台永保窑城砖匠裘三七”这块铭文砖之前，彭连生发现的城砖铭文或只有产地，或只有窑工姓名，大多是因为年久风化有所残缺，有些也仅是隐约可见全貌，需要与其他铭文砖多方比对。

“为了找这么一块完整的铭文砖，我等了足足7年。”彭连生感慨道，“这之后，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你，裘三七、陈一、周存福……这一个个名字都是生活在宋代的百姓，是造出这一块块城砖的匠人。”

这块铭文砖的发现，为彭连生此前的收集、考证，提供了进一步的印证，对他有着重要意义。他更庆幸自己在这块砖上的铭文消失之前找到了它。

于彭连生而言，搜寻铭文砖，便如与时间赛跑，太多的铭文已经被年月抹去。每当台风来临，甚至只是寻常大些的风雨，他就会担忧，城墙上是否又有一段蕴藏着历史信息的文字被自然“删除”，而他来不及“救下”。

“铭文砖记录了太多的东西。”彭连生介绍，“铭文本身携带的文字信息、书写、刻字手法，砖的规格形制、制作方式，还有其质地构造，都是我们研究古代史学与文化的重要资料。”

以“纪年”砖为例。这些铭文有以年号纪年，也有以天干地支纪年，成为不同朝代城墙重修的例证；又如“明代卫所”砖中，可见“前所”“后所”等铭文，展示了明代时期的军事建制；窑工在砖上刻下名姓，体现出当时建筑工程的质量追溯制度；铭文多为简体，显然宋时就已有简体字在民间流传。

在这些铭文砖里，彭连生还发现了不少“产地”砖。标有“甜瓜窑”“若山窑”“东村”字样的砖，皆可见证临海宋时砖窑业态的兴盛，而像“天台永保窑”“黄岩三十三都”“仙居”等铭文，则又反映出宋时城墙筑造，城砖烧制任务在各地的分工摊派。

有一块铭文砖，上书“鱼沉”二字，彭连生一直不得其解，但数年来始终记在心头。有次寻访一处戏楼旧址，误入黄岩鱼沉村中，忽然想起此地古时是烧窑之处，恍悟这块铭文砖所标亦是产地。提及那次发现，彭连生仍不禁开怀大笑，高兴得像个孩子。

似这般“解题”，绝不止“鱼沉”一例。为了真正“读懂”这些铭文，彭连生翻阅大量文献，每每绞尽脑汁，又不惜脚力，深入各处调查取证对比。

“我是业余文保员出身，从事的是基层的文物考古工作，不擅论述，调查、收集才是我的强项。”至今，彭连生仍坚称自己是游走乡野的考古工作者，是从文物搜寻和调查中做学问，“前人已经记录过的，我不‘负责’，我的使命是去寻找那些被忽略、被冷落的历史。”

历经8年，彭连生的《台州府城墙砖录》已近完稿，但他还是经常跑去城墙脚下，试图寻找更多遗漏的铭文砖。他在书的后记中写道：“这本文稿填补了台州府城墙历史中的一页空白，是层层叠叠城砖铭文的缩影，是城墙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