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建/文

一

1940年底，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反共，在统治区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搜捕共产党员，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这时期，台属各县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有的党组织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共产党员被通缉、逮捕和杀害的事件日益增多。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随时有遭到逮捕和杀害的可能。

为了保存党的骨干，积蓄革命力量，1941年8月，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的指示，台属特委建立了一条从三门（1940年7月，三门设县）海游出发，最后辗转到达苏北的地下交通线，部署撤退台属和浙南（温州）、处属（丽水）等地党的干部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三门海游的恒大糕饼店和下洋村的郑永椿家，就成了台属特委这条红色交通线的起点站。

下洋村三面依山，离大路有七里远，在山岙角落不被注意，是一个进退两便的小山村。下洋村的郑永椿与妹妹郑翠蕉都是地下党员，他们的父亲虽是村里的保长，但同情子女的革命活动，为人厚道，群众关系好。郑家兄妹在村外设有暗哨，在村里依靠红色群众掩护，家里还布置了密室。如浙南特委、省妇委委员陈碧如同志抱病撤退到下洋村，在此隐居养病一个多月，都靠郑家兄妹的照顾。地下党组织在下洋村的各项活动和通讯联络等工作，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因此，台属特委把下洋村看作是一个稳妥可靠的联络点。

转移干部去苏北一般从海游的恒大糕饼店出发，陆路经宁海北乡至宁波，再由宁波乘船去上海；或者直接从下洋村的附近出海，走海上交通线，直抵舟山的沈家门，然后由沈家门乘船去上海。台属共产党组织除了在台属本地设立了多个地下交通联络站外，还派人在宁波、上海、南通等地设立地下交通站。

中共台属特委派临海的地下党员应钧和妻子金若梅在宁波城内县东街租了一处房子，建立交通站，他们负责为撤退的干部办理“良民证”。台属党员胡其清等在上海建立交通站，并成立了由台属特委直接领导的中共上海特别支部，负责撤退干部的接待和转送工作。这个特别支部的工作得到了中共华东局驻上海的闽浙赣皖四省联络站负责人谭启龙的支持。中共台属特委还从仙居抽调党员王瑞清返回家乡南通。王瑞清1939年入党，老家在南通，沦陷后曾在家乡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后去外地谋生。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找王瑞清商量了撤退干部的工作，派王瑞清回到南通尽力利用社会关系，克服困难，并迅速地找到新四军接上了关系，从而在南通建立了由上海转至苏北的地下交通站。将从上海转移去的干部带到新四军苏中交通站，然后由新四军交通站逐站护送到苏北根据地。

这样，一条由台州三门为起点，经过宁波（或沈家门）、上海、南通等地，最后到达苏北的地下交通线就全线贯通了。

从1941年9月至1942年5月，台属、浙南（温州）、处属（丽水）等地区100多名党的干部通过这些秘密的交通线，冲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封锁，安全地抵达苏北抗日根据地。其中有许多是县级以上干部，如李乐山、金良才、丁学渊、丁学精、陈碧如、邵全墨、张子敬、徐道荔等。这批干部的北撤，不仅使党的骨干力量得到保存，而且也为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的建设输送了干部。

二

1939年7月21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温州平阳县凤卧乡召开，刘英同志当选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大会还选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的12名代表，其中有中共原台属特委书记郑丹甫和台州天台籍的女共产党员丁魁梅。

刘英原名刘声沐，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风岗乡（今属象湖镇）竹岗村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4月参加红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革命时，就立下了“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的铮铮誓言。1934年7月，刘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11月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成员、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十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是方志敏，参谋长是粟裕。1935年1月，红十军团主力在赣东北的怀玉山区陷入敌人的重围，方志敏等军团主要领导被俘后壮烈牺牲。刘英和粟裕奉方志敏命令率领先头部队突围，越过了敌人封锁线，安全抵达闽浙赣根据地，并与中共闽浙赣省委取得联系。2月，根据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他们率部进入浙江，在温州、台属与处属一带开辟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浙南游击根据地。10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成立，刘英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刘英与粟裕在远离中央、孤悬敌后的险恶环境中，领导闽浙边军民挫败国民党军多次“清剿”，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挺进师编入新四军。1938年3月，粟裕率闽浙边抗日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北上抗日，刘英留在了浙江坚持斗争。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刘英任省委书记。同年7月，刘英主持召开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书记。

丁魁梅1916年出生于天台县城东坑边村。童年入丹丘小学读书。1928年进天台中学后，曾多次在中共天台县委机关刊物《赤城》上发表文章。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任中共天台县委妇女部长、战时政治工作队第二区区队长。7月，调任中共台属特委妇女部长。10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妇委委员，兼任省委机要秘书。1939年7月，当选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年10月，丁魁梅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结婚。

1942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捕，先囚永嘉看守所，后转永康方岩。面对敌人的诱降、审讯，刘英坚贞不屈。1942年5月17日，蒋介石自重庆发往浙江急电：“饬速处决刘英。”5月18日，刘英被敌人秘密枪杀于浙江永康县方岩山中，牺牲时年仅37岁。

1942年2月8日刘英在温州被捕时，丁魁梅已经怀孕，她强忍悲痛，立即处理掉文件、密码，由温州启程来到台州，先住在温岭县冠城乡念姆洋村浙东南地下交通站负责人赵任的家里。在那里，丁魁梅向全省特委发出了“技术信”，告知刘英“病危，不能自由行动”，将刘英被捕的消息急告各特委书记。

赵任是1926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曾任中共温岭县委委员。抗战时期，他以国民党冠城乡乡长职务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活动。1938年中共台属特委成立后，丁学精分管武装工作，常住在赵任家，他认为冠城的武装工作很有成绩，把它作为台州的一个武装工作点。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台属军委书记陈阜来到温岭冠城指导工作时，高度赞扬了他们的工作成绩，把赵任提拔为台属军委委员。在此期间，根据刘英批示，中共台属特委决定在赵任家建立浙东南交通联络站，负责联络台属特委与驻温州省委之间的联系，由赵任担任站长。赵任在负责交通站的工作中，先后接待了省委、特委领导刘英、粟裕、陈阜、丁魁梅、刘清扬、丁学精、王琳芳、林尧、陈绍奏、罗毅等人。

怀有身孕的丁魁梅拖着疲倦身体躲避到赵任的交通站，得到了赵任的热情接待和全力保护。他积极配合丁魁梅的工作，把丁魁梅通知各地特委注意隐蔽的信件，通过多种渠道迅速安全送出去，使各地的党组织未遭受损失，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还精心安排，将丁魁梅转移到三门的恒大糕饼店。

三

丁魁梅藏身恒大糕饼店三个月，由店主人叶招妹精心安排生活。章彩香、章夏渠姐妹将丁魁梅安排在专住房间，饮食也送到房内吃。除了恒大糕饼店母女三人和台属特委领导郑嘉治可以看望她，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可见其保密工作做得何等细致。

三个月后，丁魁梅由台属特派员秘书林尧护送安全地抵达上海。到上海后不久，他们通过胡其清在上海特别支部的关系，和中共华中局驻上海联络站取得了联系。

当时，皖南事变以后，闽浙赣皖四省的党组织先后和华中局失去联系，谭启龙同志受华中局的委派，负责上海联络站，秘密地取得上海市委刘晓、沙文汉的协助，寻找线索，以便打通与闽浙赣皖四省党组织的联络。此时，直接联络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杨斌，首先接上了林尧的关系，沟通了和台属特委的联系，知道台属特委设在上海的特别支部的任务，并经特别支部通知浙江省委委员、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到上海听取汇报，传达了华中局对浙江省党的工作指示。

这时，上海地下党也在撤退党员干部去苏北参加新四军。由于环境复杂，路途交通的困难，无法确定丁魁梅同志在上海的行止。杨斌请示了谭启龙同志，并约定林尧同志在大西路（延安西路）上和谭启龙会面，从而取得了谭启龙同志的领导，直接联系和安排了丁魁梅同志的组织关系。之后，丁魁梅安全转移至苏北抗日根据地。

后来，丁魁梅先后任中共华中分局组织干事、组织科长、第三野战军后方总留守处政治组副科长、华东野战军妇女干部学校干部科长等职。丁魁梅腹中的孩子，就是改革开放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刘锡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