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天 /文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因创作了《搭车》剧本，于台州地区调演中获奖，调入天台文化馆工作。
刚进文化馆，和我早就熟悉的袁孙翔老师便好心提醒我：“志天，文化馆的工作在外人看来比较轻闲，但不是好待的。文化馆是全县业余文艺骨干的辅导机构，这里的人，个个都是县里的尖子。你一定要做出成绩，才能站稳脚跟。”
袁老师的忠告使我几夜难眠。思来想去，想起了民间故事。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是文化馆创作干部的分内之责，台州写这方面的人少，或许能从冷灰中爆出一个热栗来。
「 1 」 要写民间故事，从哪里入手呢？我想起在育青中学读初中时，看过的一本古书。那本书是从校图书室借来的，直行排版，里头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见仙女，双双结为夫妇的故事。这个故事曾把少年的我，带进一种非常美丽、神奇的境界。我决定从这个故事入手。
我找来《太平广记》。可是，其中记载的《天台二女》只有200多字，比较简单。既然是写民间传说，就要到民间去搜集、采访。
为此我4次进入桃源。还记得第一次是当时文化局曹鸣云局长带队的，第二次是文化馆几位同仁组织的。第二次，我们爬到桃源坑中间，一座石壁挡在前面，石壁一分两半，很像两扇石门，中间一道石隙，潺潺地流出一股清泉，在石壁前汇成一个水潭，石隙后面忽然开豁，别有天地。可是想进去根本没有路，要从两侧陡峭如削的岩壁攀援过去。这岩壁直上直下，几乎成直角。我们手抓岩缝，脚踩柴根，一寸一寸往里边挪。爬了好久，其他同志都过去了。我因体弱，爬了一大半，碰到一个突出的岩肚，再也过不去，只好退了回来。谁想陡峭的岩壁退下比上去还要难。一不小心，滑了一脚，呼地一声溜了下去，跌向水潭，吓了我一跳。幸好跌在水潭边上，水不深，总算捡回一条命。
我在坑口等。好久，上去的同志回来了。听说他们向老百姓借来木梯，登上了位于峭壁上面的桃源洞。不过，那洞太小了，只够两个人挨在一起坐。
既然沿坑寻找桃源洞不很理想，第三次，我和家人一起，经桃源洞旁的西麻岭，去了当时叫西麻岭头的小山村，那里仅有十来户人家。这天，探访了当地几位老人，总算获得一些第一手资料。回到城里，辗辗转转，又走访了一些老人。
为了创作，后来我又和天台县新华书店陈小毛经理等人一起，第四次进桃源。
「 2 」 材料基本齐备了，我开始着手整理这个故事。
原来故事中的仙女没有名字，我将她们起名为红桃、碧桃，又增加了在赤城山指路的老婆婆、刘阮离别时跳舞奏乐的24位仙女和回到剡溪时碰见的老公公。
刘晨、阮肇要采的是什么草药？搜集到的故事里说是采“皮”，我翻遍手头仅有的几本中药书，也找不到“皮”。问父亲，又问了一些中医，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
一天，我从报上看到邓小平同志访日时日本友人赠送天台乌药苗的报道，灵感一闪，心想何不将“皮”改成天台乌药呢。为了使这事更靠实，我回家与父亲商量，因为祖父曾开过“鹤山药店”。父亲说，刘晨、阮肇这么远到天台采药，不会只采一种“皮”，天台乌药是道地药材，他们一定会采的。有了父亲的支持，我就斗胆将“皮”改成了天台乌药。我在故事中突出刘晨、阮肇两人采药的艰辛，还设计了剡溪畔的百姓患上一种“心窝疼”的毛病——这样，就和天台乌药长于理气的功能对上号了。
至于刘阮寻药的路线，走访时听到多种说法，有一种是说经赤城山过去的。我想赤城山是天台山的南大门，为八景之一，用赤城山之说，能提高天台山的知名度，于是就采用了这个说法。
故事要美丽、神奇、曲折，才能打动人，才能传得广，才能有影响力。桃源坑本身窄窄的，并不开阔。我在故事中加入了一条大河，这一来，不但使境界开阔了，还因为有了大河，才有两位仙女解下身上黄绸带化作石桥为刘阮渡水的神奇细节。仙女呢，身上的衣服则是无缝的，当时设计这个细节，是想让“天衣无缝”这个成语借此落根天台，使天台更有名气。
对刘晨、阮肇两人的性格也作了一些区别，着力描写刘晨“为民采药”高于“爱情”的品德，与阮肇贪恋享受神仙伴侣生活形成对比。
在山洞中过了半年，刘晨始终不忘家乡父老的病疼，为此郁郁不乐。这时，着力描写红桃、碧桃为了留住他所做的种种努力：为他设宴，为他舞蹈，为他唱歌。但是都没能留得住刘晨，最后只好不顾违反天条，赠给他一株叶绿根黑的乌药。依依惜别，恋恋相送，留下至今犹在的“惆怅溪”“会仙石”等景点。
故事的最后，我设计刘晨、阮肇不是无情无义的人，他们在家乡培育成乌药之后，又回到天台山桃源洞。而两位仙女的结局，起初我与妻子商量，打算将她们写成一起成仙的大团圆结局。后来，借来一本陈甲林先生的《天台山游览志》，发现桃源坑里有“双女峰”，灵机一动，将两位仙女写成因为私赠仙药被王母娘娘罚变成“双女峰”。这种悲剧式的结尾，一下子将故事提升起来，更能打动人心。
故事终于写成了，首次在《天台山》1979年第2期上以《刘阮遇仙子》为题发表。当时还请天台县文化馆美术干部陈曾豹同志画了一幅精美的题图，请曹鸣云局长题了字。
「 3 」 凡事讲缘分，有缘才能促成。当年，“刘阮传说”之所以能写成，并能在短短几年中顺利地走出天台，将影响扩大到全省、全国，有5个人是不能忘记的：陈玮君、朱封鳌、赵达枢，还有我的父亲曹熙和我的爱人孙美妹。
赵达枢，家住天台城关，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业余作者。他哥哥赵达煊，在省电影学校教书，与当时的浙江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陈玮君熟悉。赵达枢非常热情地通过哥哥，将我的“刘阮传说”寄给陈玮君老师。
出乎意料，很快就接到陈玮君老师的回信，信中说：“你的刘阮故事写得特色，特色，很有特色！只不过，你不懂故事的写法，写成小说了。照我的样，至少再改5遍，然后再寄给我。”我打开寄回的原稿一看，陈老师用红笔密密麻麻地为我修改了第一段。陈老师的信，当年确实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于是，我老老实实地照样改了5遍。故事后来以《桃源洞》为题，被编入1981年1月出版的《浙江风物传说》；1982年夏，又入选天台县文化局编辑出版的《天台山民间故事》。接着，陈玮君老师还将它推荐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中获荣誉奖，被编进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的《一九七九—一九八二年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获奖作品选（故事传说部分）》。
1984年10月，陈玮君老师主编的《天台山遇仙记》，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56万字，厚厚的一本。陈老师委托我整理编辑的19个天台山的故事，成为全书的第一辑，其中一篇《天台山遇仙记》被作为书名，这使得“刘阮传说”一下子在全国流传开来。
与此同时，时任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台州地区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的朱封鳌先生，受浙江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委托，合作编辑出版两本台州民间故事集。他觉得这个传说很不错，不但收录其中，还将第一本民间故事集定名为《桃源洞》，从而使这个传说，在全台州流传。
我的爱人孙美妹，不但自始至终全力支持我，还帮我一起构思，设计情节。比如故事中的“天衣无缝”“绸带化桥”等细节，就是她提供的。
短短5年间，我搜集整理的“刘阮传说”，从县到省到全国，刊载6次，获奖2次。回想起来，有此收获原因有二：一是这个故事本身就具有十分感人的不朽魅力；二是一直有人支持帮助、协同努力，没有他们，就没有“刘阮传说”当年的影响力。
岁月悠悠，人生有限。一晃之间，我已是耄耋之年，父亲和恩师陈玮君早已去世。此时此际回首这段往事，令人百感交集。人要是能永不衰老该多好，那我就可以再上桃源洞，搜集整理更多更美好的“刘阮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