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新文 /讲述 台传媒记者陈伟华实习生沈其姝 记录/摄影

8月27日下午，中山大学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邓新文做客路桥图书馆，以《情理与物理》为题，深入浅出地为听众解说两者的差别与蕴涵的智慧。记者整理其中精华，与读者分享。

通情达理的智慧

“狼应该吃草，而不应该吃羊，因为羊会疼”，孩子年龄小，认为这个道理是对的。而妈妈纠正孩子，说狼不应该吃草，就应该吃羊。小孩听后，很不高兴。他不断地用“很疼”这两个字眼，来反驳妈妈，说着、说着还哇哇大哭……我看到这段视频后，有这样的思考：妈妈和孩子，到底谁对谁错呢？

妈妈的想法，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准绳，同时来源于科学知识和生活经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理解的。而孩子的思想根据，若是深究起来，会涉及到一个很深的哲学问题。

哲学家康德曾将世界一分为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称为“现象世界”；超越表象的真实世界，称为“物自体世界”。他认为，我们毫无可能对物自体有所认知。他还认为，“现象界”只有必然，没有“应该”与“不应该”，只有“服从”与“不服从”。

当孩子长大了，他就不再会为狼吃羊而伤心痛哭，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长大懂事了呢？我们一般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其实这是我们站在理智主义文化维度上，找到的答案。当这个孩子长大后，他认为狼就应该吃羊。我认为他不是长大了，而是理智将他的心肠硬化了，导致他的情感萎缩。

我看到视频中的母亲，最后妥协了。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当情与理发生矛盾时，她不偏执于理法，而是将两者平衡，这就是所谓的“通情达理”。

物理与情理的区别

西方讲求的真理，更偏重于物理；而中国人讲求的天理，更多的是“情理”的概念。我认为要想弄清它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鲁迅的文章里有个故事，讲的是一家人生了个孩子，抱出来给客人看，有人说孩子将来要发财的，有人说孩子将来要做官的，还有一人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了真话的人，最后被痛打一顿。讲真话的人讨不着好，于是鲁迅为他抱不平。

我中学时是鲁迅的铁杆粉丝，被他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考、精炼的文笔以及精巧的结构，深深吸引。可是随着我对中西方文化深入的研究，产生了“鲁迅的思想，也有偏激的部分”这种想法。物理弄正确了，人还不一定就能生活得好。更为重要的是，人首先必须情理正确。情理如果错了，人是很难生活得好的。在喜庆的场合搬弄物理，是贬低对方，抬高自己，无论是出于仇恨、嫉妒，还是别有用心，这在“情理”上都是错误的。

现在孩子们受到的教育是，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权威。如果你拥有的知识，超过了你的长辈，那你就是他们的老师了。所以，孩子批评家长、学生批评老师，以及群众批评领导等局面，越来越司空见惯。而在古代，即使是皇帝，在自己的母亲面前，也是儿子。他下了朝堂，照常要给母亲下跪。

我曾跟一位研究青少年心理学的教授交流过，他说在中小学生中，心理有疾病的，占一定比例。这往往是因为情感教育的疏忽，导致一些人心灵找不到归宿。

情理只能感发，不能灌输

如果要将情理和物理作一下比较，我认为：凡是可以搬弄的，都是物理，而情理只能呈现；物理可以灌输，而情理只能感发；物理是客观的，情理是主观的；物理不分谁说、对谁说，而情理分为谁说、对谁说——离开具体的说话者和听话者，便没有客观的话。

“情理”的话，它往往只在当下有效。我记得有一天下课，我背上包准备走。一个女同学说：“老师，我来帮你背包。”我说：“这包很重，不用你背。”转头另一名男生说：“老师，我来帮你背包。”我说：“这包很轻，不用你背。”其中的意思很明了，为的是不麻烦别人，我才会在这样的情境下，说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话。

还有，许多年前的一件往事。凌晨1点多了，我与好友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了红绿灯。在周围没有车的情况下，我走过去。而我的那位好友却等到绿灯亮了，才追上来，批评我不遵守交通规则。我对他说，红绿灯只是一种工具，它是用来调节交通效率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在不需解决这样的矛盾时，它的性质便不同了。朋友守的是红绿灯的形式，而我守的是红绿灯之所以为红绿灯的本质。这样儒家的智慧，便弥补了法家的缺陷。在儒家智慧之外，人类主要靠两个权威生活，一个是宗教、一个是法律。孔孟还发现了人的第三大权威，即为“天地良心”。

所以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和因时而化，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机械呆板，更不能陷入形式主义的怪圈。虽然并非所有的努力，都能换来别样的局面，但每一束微弱的光，都有温暖孤寂人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