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丹

（一级作家，有趣的老太太）

那张船票只有一指宽，且薄若蝉翼，票面印的是温州——北白象，票价2角5分，外加保险费1分。而我的家却在北白象的下一埠——柳市，票价是3角，外加保险费1分。

那时候我在温州读书，来来往往都坐这趟客轮。那些船票，我用过就扔掉了，唯有这张温州——北白象的船票，我把它夹在一本古诗集里，一夹数十年。

这段水路也就三四十公里吧，路况却非常复杂。瓯江的风浪有时挺大，为了少些颠簸，那对姐妹轮总是拴在一起，并头前进。但我还是免不了晕船。瓯江轮到达琯头码头后，乘客们就弃船上岸，疾跑五六百米——晚了就抢不到位置了——冲向等在内河的一条小火轮。对于挑着行李、扛着麻袋或拖儿带女的乘客来说，赶这段路就是搏斗。

我们管瓯江轮叫“江轮”，管内河轮叫“河轮”。河轮小多了，一个机动的船头，挂了一串拖船，模样颇像火车头和后面一节节车厢。

那一次放寒假，我从温州回家。开船的时间是下午1点，我来到安澜亭码头，已经是正午12点了。

码头小吃店正热闹着，飘散出的香味很折磨人。我的胃肠在不安分地动荡。我没吃中饭，连早饭都没吃，因为我的口袋里只剩下4毛5分钱了。如果买了到柳市的3毛1分的船票，能让我支配的就只有1毛4分钱。

面店的牌子上写着：肉片面每碗1角5分。看着那两片薄薄亮亮的肥肉，我馋涎欲滴。我已经半年不知肉味了，这诱惑难以抗拒。可是我如果买了肉片面，买船票就差了1分钱。

我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我绞尽脑汁，想弄到1分钱。口袋已翻过一百遍了，显然没有躲藏的一分硬币。码头上有人伸着脏兮兮的手讨要零钱，但我一个十五六岁的女生，打死也不能干这等事啊。我想，也许会遇着熟人，可以借1分钱，但举目四望，却满是陌生的面孔。最后，我在那1分保险费上打起主意。我想，轮船公司完全是多此一举，保什么险？饥饿困顿的性命有那么重要吗？

我来到售票口，递上3角钱，说，买一张到柳市的船票，不要保险。小窗里传出一声吼：神经病！要不要保险是由你说的吗？出了人命谁负责？

我叹了口气。心想别人都这么珍惜我的生命，我就没法子自暴自弃了。

我徘徊在安澜亭码头，望着滔滔江水，双眼发涩。

离开船只有半个小时了，肚子的抗议越来越厉害了。我什么都不顾了，买了碗肉片面，狼吞虎咽下去。再买温州到柳市的船票不够了，我就买了张到北白象的。我想，剩下的那段路，我可以步行，甚至跑步。我的腿长着呢。

那天的轮船是逆水行舟，走得极慢。胃里装了两片肥肉，我觉得浑身是劲。我把那张票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在单调的马达隆隆声中，我渐渐迷糊了过去。

我被船舱里的骚动惊醒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头在呼天抢地：我的米啊，我的米啊！原来这老头从温州的亲戚家借到30斤米，他刚打了个盹，那袋米失踪了。

人都在船上，米自然不会飞到天上去。轮船管理人员一遍一遍地查问。可事情就这么蹊跷，没人发现偷米贼。粮食倒是翻出了几袋，可都说得出来处，且也没有哪一袋刚好30斤的。

老头子绝望了，他以年龄不相称的敏捷，冲出船舱，纵身跳进滔滔江水里去了。在一片呼救声中，水手们有拿撑篙的，有抛救生圈的，可风高浪急，投水者在漩涡里转了一个圈，就不见了。

轮船麻木地前进，人们却在议论纷纷。有人说，这贼伤天害理啊，要了一条人命！也有人说，贼虽然可恶，但也是救自己一家的性命。还有人说，保险费这一回可派上用场了。

从温州到琯头，江轮足足驶了两个半小时。然后我背起行囊，一路疾跑到了内河埠头。

河轮开了，我把目光投向窗外。破败的村庄，了无生机的田野，都向后退去退去。小火轮喘息着，一站一站地停靠着，到达北白象埠时，已经夜幕四合了。

从北白象到我家还有十三四里路。我打听好了，抄小路要近四分之一。我顺着人家指引的方向迈开了大步。周遭宁静，连个灯光都没有。那时没有电灯，连灯油也是凭票供应的，没有要紧的事，谁也舍不得熬夜。

小北风嗖嗖地吹，四下里连个人影都不见。因为有两片肥肉打底，我并不觉得冷，脚步也非常利索。冬天的田野空空荡荡的，为了早点到家，我连田陌都不走，只从农田里横穿斜插。走着走着，忽觉哪里不对劲了，猛一抬头，差点撞上个黑黪黪的坟墩，两具白皮棺材让我头皮发麻。我扭头就跑，有个东西箭一样从我脚下窜过，我紧张得气都喘不匀了，等我闻到黄鼠狼特殊的臭味，已经冷汗淋漓了。接下来的路，我跑得马不停蹄，挎包拍打着我，啪啪地响，好像给我鼓劲。我那时候的心脏真是坚强啊，无论我怎样使用，总不会出现故障。远远地，我望到我们村子模糊的轮廓了，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那一趟回家，成了我永久的记忆。上世纪末，我偶尔翻到了那张旧船票，感慨良多。当时正流行《涛声依旧》，那句“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让我有一种寻梦的冲动。我曾想赴温州重坐一回那班客轮，可被告知公路拉直了，大桥造好了，温州到柳市，只有20分钟的车程了。客轮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寿终正寝了。

只有那张旧船票，还依旧夹在我那本古体诗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