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传媒记者吴世渊 实习生何沁茹

鼓腹、圆筒、双夔龙钮，通体云雷纹和乳钉纹，这似乎是一件先秦时期的青铜乐器。

然而，正面镌刻的“大晟”二字，以及背面刻的音律名“应钟”，表明了它的真实身份：这是由北宋最高音乐机构——大晟府出品的乐器，是标准的“北宋制造”。

这件北宋大晟应钟铜编钟，来头可不小。它由宋徽宗下令铸造，与当时复兴雅乐的改革息息相关。如今，它藏于临海市博物馆，当研究人员用木槌轻轻敲击钟身，袅袅余音仿佛穿越了900年光阴。

一

北宋崇宁三年（1104）十月，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崇福寺里，有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僧人在地里挖出了春秋时期的六枚古钟，上刻铭文：“宋公戌之謌钟”。

应天府，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福地——黄袍加身之前，他的官职是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治宋州，故而登基后取宋为国号。宋州也改名为应天府，意思是“应天之命”。

在受命之邦，挖出了带有皇朝国号的古器，举朝都认为这是祥瑞。宋徽宗便下令，召集全国能工巧匠，选取精铜，根据“宋公戌”样式仿制一套编钟，再现上古雅乐。

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最繁盛的时期是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国力日渐衰微，再经五代十国的分裂、战乱，音乐活动变得支离破碎，宫廷的乐器、乐工也“十不存一”。

宋朝建立后，想恢复礼乐制度，在国家祭祀大典、朝会上演奏雅乐，以显示庄严肃穆。但音乐人才的断档、乐曲技艺的失传，让这项制度推行起来十分困难。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到哲宗赵煦，宋廷有过5次乐制改革，都称不上成功。

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赵佶即位。这个治国理政无能、文艺天赋非凡的君主，又命群臣议乐。据《宋史·乐志》记载，与会者们说：“大乐之制，讹缪残阙，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笛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可见当时的宫廷音乐已经不成体统，非整顿不可了。

“宋公戌之謌钟”的出土，成为了乐制改革的契机。古钟外形容易模仿，制造技术却难以复原。先秦的编钟，从小到大，一口钟能发出两个音。宋代的编钟，大小一致，厚薄不同，每口钟只能发出一个乐律的音。

中国古代音乐中，使用了十二个绝对音高，称为十二律。十二个音分别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黄钟为基准音，相当于现代乐理的C音。可世事变迁，黄钟的音高，到底是自然界中哪个音，早已无法确定。为此，朝廷在民间搜求“知音”人士。

有个叫魏汉津的西蜀奇人，九十多岁了，自称学过鼎乐之法。他被人推荐到宫廷，与大司乐刘昺一起制定了黄钟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音，再来制造编钟。

崇宁四年（1105）八月，编钟乐器制造完成。按照当时的礼制，新钟共有十二编，每编二十八枚，包括正声钟十二枚、中声钟十二枚、清声钟四枚，共336枚。这套乐器搬到崇政殿上的“首演”，果然“八音克谐，不相夺伦”。

九月，宋徽宗与文武百官到大庆殿庆祝乐器落成。当音乐声响起时，竟然有十只白鹤飞来，在大殿上空盘旋。徽宗大悦，表示：既然尧乐称“大章”，舜乐称“大韶”，那么今天我们的音乐就称之为“大晟”。于是，新乐编钟也被称为大晟钟。

大晟钟既是宫廷乐器，也成为了“校音器”。徽宗命人将这些钟发往全国各州（府），作为标准音律，为其他乐器“校音”。这样一来，同一首曲子在其他地方演奏，就不会跑调了。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宋代的音乐人、工匠在没有现代精密仪器的条件下，能将大晟钟做出如此效果，说明北宋的音乐艺术和铸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甚至可以推想，在当时的音乐实践中，人们已经掌握了十二平均律（将一个八度的音程，等分成十二个半音的律制）。而真正将十二平均律律制以数学概念计算，要等到480年以后，由明朝皇子朱载堉完成。

二

大晟钟的“晟”字，有光明、兴盛之意，大抵宋徽宗希望国家能繁荣昌盛、四海弦歌。

然而，历史的走向，并不以某个人的意志而转移。在大晟钟铸造完成的22年后，靖康之变，汴京沦陷，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了北方。与此同时，“凡大乐轩架、乐舞图、舜文二琴、教坊乐器、乐书、乐章、明堂布政闰月体式、景阳钟并虡、九鼎皆亡”。

336枚大晟钟，有的被宋人埋于汴梁城下，有的被金人掳掠北上，有的散失于民间，也有的随宋室南渡到了江南。

被掠到北方的大晟钟，继续在金国的宫廷里演奏。为了避讳金太宗完颜晟的名字，金人将钟上的“大晟”磨去，重刻了“大和”二字。元明时期，这些编钟依然被宫廷使用。到了乾隆年间，梁诗正等人奉命将宫中所藏古铜器编纂成书，发现了4件刻有“大和”的编钟，他们不知其来历，以为是周代乐器，就编入了《西清古鉴》及《西清续鉴乙编》中。民国时，其中2件被运往台湾，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另2件下落不明。

更多大晟钟离散到天涯海角。本世纪初，武汉音乐学院李幼平教授统计了25件大晟钟散存状况，除台北故宫博物院的2件外，还有北京9件，上海4件，辽宁、河南各2件，河北、陕西、湖南、山东各1件，还有海外的日本、加拿大各1件。

有一件大晟应钟编钟，不知怎的，就流落到了台州。该钟的音律在十二律中，处于正声组第十二律的位置，也就是最高音。在流传过程中，它被保护得很好，铭文未曾磨灭，纹饰依旧精工繁丽。

1951年3月，时任台州专区文物管理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征集组组长的项士元先生，前往黄岩征集文物，历时近月，征集图书、文物一百六十余箱，计有书籍、字画、金石、瓷器、铜器等。其中就包括这枚大晟应钟编钟。

据项士元先生记录，这枚编钟为台州黄岩路桥河西（今属路桥区）人杨晨所藏。杨晨，字蓉初，晚字定甫，号月河渔隐，光绪三年（1877）进士，晚清学者、实业家、收藏家。他勤于撰述，尤留心台州掌故，曾收藏有数万册（件）古籍书画及金石珍品。

而杨晨又是从何人、何处获得这枚编钟？是他在京做官所得带回台州，还是他去官返乡后在台州所得，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

1991年12月16日，经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大晟应钟编钟确定为一级文物。当下，这件北宋宫廷乐器成为临海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许多人在参观之余，还会购买与之相关的纪念币、帆布袋收藏。

（参考文献：《宋史》/脱脱、《浙江临海“宋·大晟应钟”及其研究》/李幼平、《见存大晟钟的考古学研究》/李幼平、《千古沧桑话大晟》/陈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