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鸿
（黄岩山头人）
一
车子在古鄣东路行驶，导航冷不丁提示向右转弯，我就一头扎进了竹林的怀抱。
这是非常整洁的村道，依着溪流往南，蜿蜒通向莫干山区。我忍不住打开车窗，热浪扑面而来，微微带点竹林的气息。导航定位是“赤渔村”，沿途满目葱茏，群山的轮廓愈发分明，可是直到车子停下，我还是没想起来该往哪儿走。
我走进小店，打听一个叫“周贤勤”的人，店主摇了摇头。我补充了一句，他以前是台州黄岩过来的。店主说村里很多黄岩来的，但是姓周的没有这个名。我又走进一户人家，老大爷想了半天说：“你是‘上八府’来的亲戚吧，是不是找福济？”我连忙说是。老大爷领我到屋后，指着一根电线杆说：“那就是福济的家，他早就不在了，他老婆也不在了。”
走到电线杆底下，穿过枝繁叶茂的栗树、汩汩流淌的溪流，就看见一幢两层半的小楼。顷刻间，尘封18年的记忆终于苏醒了。
我恍然大悟，“贤勤”是他墓碑上的名字。在这里，所有人都叫他“福济”。
二
福济坐在路廊下面，雨水顺着鼻梁往下滴。随身铺盖靠在墙角，他小心翼翼地拆开看，幸好，母亲做的衣服鞋子没有淋湿。
福济18岁了，这是第一次离家远行。同行的大都是周姓本家，他们准备去安吉割篱梢，当地叫“打毛料”，就是把竹子的顶梢钩断，再一捆捆扎成扫把。
安吉在哪儿？没人说得出来。全浙十一府，人们只知杭嘉湖叫“下三府”，余下统称“上八府”。明明杭嘉湖在北，为什么叫“下三府”？也没人说得出来。人们只知道那里有田地、有竹山，只要手脚勤快就能混口饭吃。
福济老家在台州黄岩上垟乡，世代生活在一个叫石牛栏的山坳里。石牛栏的土层很薄，稍微挖深一点就会碰到石头，所以不适合种水稻，山里人在犄角旮旯刨个坑，种点番薯土豆，就是活命的口粮了。
福济家有兄妹七个，靠番薯土豆养活不了一家人。大哥年长，是最重要的劳力，幼弟还小，福济是次男。“三年困难”之后，村里很多人外出讨生活，福济也跟出去了。
到安吉将近400公里，还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他们在清幽的山岭间穿行，安静得像一群骡马。福济紧紧地跟着，丝毫不敢掉队。
走到新昌地界，路逐渐开阔起来。福济把母亲做的新衣新鞋藏进铺盖里，一路挑着，有石子路就穿草鞋，有平路就赤脚走，就这么走到了安吉。
福济很能吃苦，他安顿下来，把其中一个妹妹禾香也接到安吉。他们在一个叫尺五的地方住下来，一住就是一辈子。
三
禾香嫁得早，很快有了孩子。福济呢，靠赤手空拳攒钱盖起了三间九架屋，却把婚事耽搁了，快到50岁才讨老婆，对方带了一个孩子，小名“阿六”。
在老家，福济和禾香最为疼爱的幼弟，名叫福妹。1958年，福妹到公社应征入伍。临行前，母亲给他做了一件对襟夹袄。离家千里，福妹到哪儿都带着这件夹袄。在部队，他的“文化”越来越高，自学一手好字，也学会了写信。他的信寄到黄岩老家，也寄到了安吉的竹林。
1965年，福妹从部队复员，分配到平田公社。有了固定的地址，他就经常趴在公社的桌案上写信。尺五后来改名赤渔，信件有时被动辄封山的大雪阻隔，有时被误送到一个叫赤坞的地方，但最终都寄到了亲人手中。
清冷的竹林里，这些信件总在禾香心里燃起一团火苗。禾香不识字，她抚摸着上面靛蓝的字迹，等到孩子们放学念给她听。信里有时会夹点钱、几张照片，有时也无非写一些琐事。可当孩子们展开信纸，漫不经心地念出一声“姐”“阿姐”时，禾香的眼泪就再也收不住，扑簌簌地流下来了。
弟弟的信字迹洒脱，文笔流畅，有时还会用上几句成语，把禾香的心带回黄岩老家了。等孩子们念完，禾香才回过神来，让他们再念一遍。
四
我第一次见到福济与禾香，大约是1994年。那时我舅舅结婚，外公家全是人客，其中有一批“下三府”的人客是提前一个月到的。那一年，山上的橘子好像听懂人话，拼了命地结果子。外公特意把最好的橘子留在树上，就是等着他们来。我还记得，屋里买了红彤彤的沙发，簇新的骨牌凳摆上茶盘，滚烫的红糖茶、茶叶茶正冒着热气。我六七岁，正是不知羞耻的年纪，一会儿从这张床跳到那张床，一会儿拿起话筒唱《星星点灯》，人们围坐在一起，笑得前俯后仰。福济与禾香也坐在人群中间，我依稀觉得，他们微笑的神态跟我外公很像。
福妹就是我的外公。福济与禾香，分别是我的伯公与姑婆。
那一个月，他们跟外公形影不离，我听到他们一遍遍喊着“阿弟”“阿弟”，却已经不是黄岩口音了。他们要走了，我紧紧抓住姑婆不放，周围的人都笑了。姑婆转过身对我说，“下通来”“下通来”。他们回到安吉，带了好多好多橘子，左邻右舍都赞不绝口，都说“你们黄岩蜜橘真好吃”。
伯公没有亲生儿女，对“阿六”视如己出。1997年“阿六”结婚，外公外婆也去安吉住了近一个月。这大概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他一遍遍地喊着“阿哥”“阿姐”，沉浸在骨肉重逢的喜悦中，喝了很多酒。回到黄岩，他突发脑出血猝然离世，一句话也没留下。一夜之间，我看见家里的春联换成了挽联，看见“下三府”的人客又来了，伯公和姑婆捶胸顿足，一遍遍号泣着，“阿弟”“阿弟”……
五
2006年我高考结束，准备去杭州玩，妈妈提议我去看看伯公。7月19日，我坐K637路到杭州北站，买了一张去安吉的车票。我那时19岁，一路听着水木年华的歌，浑然忘记事先打个电话。碰巧遇到一个黄岩人，正好也去赤渔。我就跟着他，来到了赤渔。
伯公家是两层半的小楼，堂前有耶和华画像，桌上放着凉茶，屋后是一整片像翡翠一样、绿得发黑的竹林。左邻右舍听说“上八府”亲戚来，都过来看我。我尚不知道，早在我外公去世前，我的姑婆就已确诊癌症，外公走后，她在思念和病痛中受尽折磨，没过几年也走了。
伯公妻子是十分慈爱的人，但不大会做饭，所以我的饭菜大都是伯公做的。我在院子里看书时、伸懒腰时、和小狗玩闹时，伯公就坐在台阶上，手里编着竹条，静静地看着我笑。他70多岁了，语言不通时，我们就靠手势交流。我说如果外公在世该如何，他没有接话。我说自己马上要在学校入党，给他看我的手机，他又抬起头笑了。我找到一个拍摄角度，让他坐下来拍照。暮色四合，伯公正襟危坐，围墙、房顶、竹林，都披上了一层淡淡的云霞。
拍完照，他放下活计，走进了做饭的小屋。不一会儿，灶膛亮起火光，房顶升起了炊烟。那炊烟像丝带一样，巧妙地钻进竹林里，隐没不见了。
我住了十几天，有时跟伯公逛集市、挖笋，有时在家看《巴黎恋人》、玩蜘蛛纸牌。我爱睡懒觉，电饭煲里的早饭每天都变着花样，有时是包子油饼，有时还有米糕。村里没有早餐店，最近的集市坐车也要半小时，我那时也没细想它们怎么来的，拿起就吃。离开时，伯公把我送上车，我又听到了那一句，“下通来”“下通来”。
六
上大二时，手机被偷了，连同安吉的记忆也被一并删除。家里接到电话，说伯公生了重病，我们就从路桥坐车过去。年关将近，赤渔下了大雪，盖两层被子还是直打哆嗦。
半夜里，年糕的香味从厨房飘出来了，飘进我们的鼻子里来了。这是混合粳米和糯米压制的年糕，特别软糯。我和表弟们蘸着糖吃，就着汤吃，大快朵颐。大病初愈的伯公握着茶杯，一直看着我们笑。返程时，我也学安吉话对他说，“下通来”“下通来”。
伯公的病还是越来越重，终于到了无法起身的地步。他一次次地央求“阿六”，想再见见老家的人。那次是舅舅们前去探望，据说伯公很高兴，说“就算死也心甘了”。不久他就去世了，舅舅们又去了一趟安吉。那时我在大学寝室里读《呼兰河传》，泪如雨下。
今年是我第三次来到伯公家，听说他的妻子也是死后许久才被发现的。人去楼空，大门紧锁，我只能站在栗树下面，透过栅栏张望，院子还在，台阶还在，小楼和小屋还在。时过境迁，这里竟成了凭吊之地。
竹子已经长很高了，竹梢仍在。它们被来回吹打着，窸窸窣窣地低语。
在我听来，这是世间最寂寞的声音。
（根据走访及口述资料整理，为尊者讳，人物均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