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孙志芳，女，1931年3月出生，浙江舟山定海人。1949年3月参加工作，1949年5月入党。曾参加浙东游击纵队四支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临海县知青办主任，临海县劳动局副局长，临海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组组长、专职委员。1987年6月光荣离休。

孙志芳口述 台传媒记者李明锦整理

漂洋过海去“好地方”

1949年初，刚过完春节，定海简易师范学校的杨良济（参加革命后改名许杨，1949年10月在临海剿匪时牺牲）老师告诉我，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计划带我们去“更好的地方”。

我从1946年转入定海简易师范学校读书。杨老师经常组织我们学习进步思想，带我们和在校的地下党员一起开展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等爱国学生运动。我是联络员，就是在进步学生中传递消息。

当杨老师说“要去更好的地方”，我在想，他定是要带我们去解放区的学校读书。

到了2月28日，我们得到消息，明天就要出发，要求大家各自准备行头。年后这些天里，我向父亲试探过，想去外边读书。父亲说，时局乱，不好出去，又说起姐姐了无音讯……

那晚，同学屠云娣住在我家，是要与我一同走的。我给父亲写了张字条，说到更好的地方读书去，请他放心。我实在太向往解放区了，我要像姐姐一样，到解放区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不辞而别。

同行的有杨良济、王亚琴、杨良能等11人。我们乘船到宁波后，组织上安排我们到了联络站，休整一晚继续赶路。

在三门亭旁入了党

我们走得算顺利，3月1日下午，到了宁海县的兰田庵，找到浙东游击纵队第四支队。

游击队有个燎原干训班，是中共台工委培训干部的基地。真是十里不同音，在这里培训的人，讲着各种方言，很不好懂。

从女学生变成游击队员，是不容易的。

我们除了学习政治理论知识，还要行军操练，顿顿吃咸菜，睡竹簈盖稻草……艰苦极了。我们几个姑娘家的，都红着眼，打起了退堂鼓。

后来，李辉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任临海县副县长等职）和徐朗同志都找我谈话。他们都是宁波人，乡音相近，我听得亲切。他们都说，既来之则安之，参加革命就是艰苦的，让我们安下心来。

道理都懂，我又想起了在四明山根据地的姐姐孙振解。想她一定也是这样过来的，我一定要坚持才对。

过了半个月，我被分到中共台工委机关工作。主要把各地送来的情报及上级有关文件抄在本子上，给有关领导传阅。

这工作看似简单，眼神得好。

各地送来的情报，往往是在香烟壳或小纸条上写得密密麻麻，有时看也看不清，恨不得有个放大镜。

5月13日，我们行军到三门亭旁，台工委机关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大家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会上，支部书记问我，应怎样做个共产党员？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只说我要忠诚于党的事业。

这晚，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这女学生成党员了！

一个教训时刻谨记

1949年5月29日，临海和平解放。6月初，我被分配到台州地委秘书处工作，并于1950年3月正式调入临海。

有一次，我刚好在吃午饭，送来一份省委密件，我立即放下碗筷签收。从食堂出来，我突然肚子痛，顺手把密件带到寝室，想着先去上个厕所，就把密件放在了床头。

当时住的都是集体宿舍，一位南下的女同志与我是室友。她见密件在床头，怀疑我另有企图，即刻向领导反映。

没一会儿，地委办公室的领导找我谈话了。“你想啊，集体宿舍是公共场所，人来人往的，要是造成失密，后果很严重的。”他晓之以理，说明了我的问题，我惭愧至极。

“密件在床头”事件让我谨记，工作马虎不得，要时刻认真。

后来，我陆续在临海知青办、劳动局、人大工作。1987年6月，经组织批准，我办理了离休手续。

我是闲不下来的人，去老年大学“深造”，去学校做校外辅导员，牵头成立临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弄了个“铁军艺术团”……我还参与编写《临海妇运史》，这本书在1998年出版，书中收录了我写的不少文章，站岗放哨、营救同志的梁春仙、梁菊仙，为地下党作贡献、支持革命的何菊侬……

现在的年轻一代，生活在这么美好的社会环境下，更应该要努力学习，积极争取向上，为建设祖国作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