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奶奶娘家的远房堂姐妹，后来又嫁到了同村，一直相交甚密，按辈分，我们尊称她为：老姨婆。
按推算，她应该是出生于1920年前后。那时女子多不识字，她毕业于临海师范。知道她的人都说，当时她可算个人物。
据说，年轻时，她是个美女，她的丈夫生性懦弱，胆小怕事，却参加抗战，在云南的战场上，出生入死，侥幸在日寇刺刀下逃生，当他历尽艰辛回到家时，父母早已亡故，家中房产早已被族人霸占。
无奈之下，他投奔到当年指腹为婚的岳父家，岳父母一纸电报把正在临海读书的女儿召回家中完婚。
寄居在娘家总非长久之计，丈夫忠厚又懦弱靠不住，更恨族人无情，于是，她想出一条投石问路之计，初试锋芒，以期夺回房产。
冬至日，族里举行祭祖大礼，子孙后辈一起宰猪上坟祭祀列祖列宗，回来后，举行分冬至肉仪式，族内人每家都有份。她知道这个消息后，想了一个周全的计策，带上娘家几个体魄健壮的妇女手持短棍跟在身边，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村里的祭祖分配冬至肉现场。
她吩咐女伴们站在边上看她眼色见机行事。
分肉开始，八仙桌上摆着各家各户的碗，她也把碗摆在桌子上，但是，分了几轮，每次轮到她的碗时，肉就停下不分了。因为若是分给她家冬至肉，这意味着承认她们是本族人的地位，所侵占的一切家产必须归还，族人看到她来，就已商量好，所以，肉快分光了，她家的碗还是空着的。
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她一个眼色，那几个女伴一哄而上，一下把八仙桌掀翻在地，满桌的碗和肉溅了一地。
趁众人慌乱之际，手持短棍的同伴们紧紧围着她，护送着她迅速来到村里的保长家，关门上栓。门外是一帮醒悟过来怒不可遏追赶而来的族人，欲把闯下弥天大祸的她拉出来活活打死。
这时，她厉声对保长说：一，同是同族同房子孙，唯独不分给我家冬至肉，是你们错在先，桌子我该掀；二，我现在踏进你保长家，是请求你主持公道，作为一村之长，如果我被人动了一根毫毛，在你家出的事，则是你的责任，你必须把我平平安安送回家。一席话竟说得保长无话可说，无奈之下，保长喝退众人，平安送其回家。
其时，还是民国年代，她只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年纪，可以看出她过人的胆略。分冬至肉事件之后，她开始诉讼要求族人退回房产。据说一开始，从乡里到区里的官司，她都打输了。最后，状纸呈到县里，她要面见县长。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见县长一面是何其难，几次被卫兵所拦。一天，她打扮一新，穿上旗袍，带上小洋伞，穿上高跟鞋，抬着头，“噔、噔、噔”闯进县长办公场所，卫兵不知底细，也就任她进去。最后，面见县长，据理力争。最终，判决下来，族人腾出所占房屋。
她交友甚广，三教九流人物皆有交往。解放前夕，她的一些好友去了台湾，也曾邀她一同去，但她拒绝，她相信，以自己的为人处世能力，无论在哪里生存都应该没问题，何况到了台湾，前途也是个未知数。
上世纪50年代初，她和丈夫一起，在当时的三井乡教书。
对于她的这段历史，我们比较模糊。
直到我初中毕业（1988年）时，有一次我在横溪镇郑桥村的老同学俞泽民家玩，俞的父母当年也曾在三井乡政府工作。
夏夜，在他家的阳台上乘凉，凉风习习，天上的星星很明亮。俞泽民的母亲偶然问起我家在哪里，当我报出村名时，她突然眼前一亮，说出一个名字问我知道吗？我说知道，按辈分，应是我的姨婆了。见我这么一说，她很激动，像说起一个久别的亲人：你知道吗？她可真是个人物啊。在三井教书期间，学校与乡政府一墙之隔。她们在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你知道吗？她善于谋划，懂策略，虽然她只是个教师，但乡里的有些事她都参与，决策中都有她的意见在内的。她是乡政府的“幕后军师”。虽然是个女子，但若论本事，十个男人也比不上她。
那天晚上，在俞泽明家的阳台上，他的母亲说到深夜，说了很多关于她在三井乡的故事（很遗憾，因年代久远，那晚的很多故事我都记不清了），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起在三井乡，那个长袖善舞、游刃有余的女人。
据姑妈们回忆，直到上世纪70年代了，估计她快六十岁了吧，也许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风暴，她总是说，想出去，想到外边去。也难怪，虽过了多年，但族人们还是不放过一切机会排挤打击她，作为一个女子，她总是迎头痛击，但更多是小心翼翼地在夹缝中求生存。她心很大，总想到外边去，但不知道她想去哪里。她不知道，她已经出不去了，这时的她已经无力展翅高飞了。她总想有所作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她老了，历史是无情的，属于她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她一生未曾生育，曾领养了一个女儿，宠爱女儿如掌上明珠。她个性又过于强势，希望女儿按照她规划的轨迹走。女儿在长大后，因在择偶问题上发生分歧，最水火不容。母女断绝来往一直到老。这就注定了她孤苦的后半生。
在我的印象中，已近老年的她，仍不改当年好客的本色，一些江湖术士、游医郎中，不时在她家出现。现在想来，其实她是寂寞的。因为与丈夫两人一起守着破败的老房子，少有人探望来往，家里少有生机，也许，这些游走江湖人士的到来，能给她打开一扇窗，能带来一些外边的气息，带来一些生机。
她的年纪越来越大，日渐衰老，但对于自己的年龄总是讳莫如深，据推算，这时她也该有八十多的高龄了吧。
因为是亲戚关系，母亲不时会上他们家，去帮他们缝缝补补，洗洗涤涤，每年过年时，母亲带着我们去他们家，帮忙置办年货。
后来，她丈夫去世了。只剩下她一人守着那两间破败衰落的老房子。
三毛说：毕竟，先走的是比较幸福的，留下来的，也并不是强者。
相依为命的老伴走了，只留她一人孤独地活着，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那时，我们在外求学，父母也在外打工赚钱。
有一年，到了腊月二十八左右，我们回到了家里。
各家谢年祭天地的鞭炮不停地响着，辛勤一年的人们，在这一刻欢庆春节的到来，家家户户在外的人都赶回家团聚，整个村里到处充满过年的欢快气氛。
母亲照例提着年货去她家看看，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她家里关着门，里面没有动静，母亲敲了很久，才敲开了门，昏暗的屋里只见她躺在床上，生病了，身上盖着一床没有套上被套的棉花胎。家里冷冷清清，仿佛与外边热闹的世界隔绝了，灶上冰冷应该几天没有开过火了，家中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息。母亲想给她倒点水，开水瓶里空空的，桌上只有半碗冷开水放在那里。如果她死在床上了，应该不会有人知道的。母亲眼眶一热，强忍住泪水，把她扶起，要接到家中过年。她很客气，说怕给添麻烦，不肯去。但无论如何，在母亲一直坚持下，她来到我们家。
可以看出，这年春节，她过得很开心，和我们一起贴对联、挂灯笼、做除夕、谢年、吃年夜饭，喝米酒，守岁，看电视。那满是皱纹的脸，荡漾着笑意，也许是很久没有这样快乐的日子了，没有享受过这种天伦之乐，她像小孩子一样，笑着说着，在我们家走进走出，和我们说起过年的许多习俗。可以看出，年轻时的她，应该是很美丽的。
美好的时光很短暂，转眼春节假期结束了，我们也马上要回到学校，父母也要到外地打工，以筹足我们兄弟俩的大学费用。那时，家里有两个大学生，可是一笔巨额开支，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做父母必须去辛苦打拼赚钱供养。
那天早上，天上下着雪，她很早就起来了，叠好被子，收拾好行李，然后，坐在椅子上，默不作声。她知道，她该回家了。我们知道，她心里是非常非常留恋的，留恋这人间的温情。
母亲说：老姨婆，我们要出远门了，也不知道你生日是哪天，今天大家在一起，我煎了几个荷包蛋，给你烧了碗长寿面，顺便把你的生日也过了吧。
早饭，我们全家一起，坐在桌子前，吃着给她庆生的寿面。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流泪。吃完了那碗长寿面，最后，她叹了口气说，我这一辈子，风风雨雨，奔奔波波，没享过福，也总算在你们家享受了几天福了。
天上的雪越下越大，她神态黯然，提起从家里带来放着衣服的包，打着雨伞，一个人踽踽独行，那脚步蹒跚，佝偻的身影慢慢消失在风雪中，回到她那已挡不住风寒的老房子中。望着她孤单的背影，我们不由凄然，阖家之欢，天伦之乐，人皆有之，只是不知道她今后有谁可依，孤苦伶仃，有谁可靠；冷暖饥饱，有谁相问。
在雪地上，她走过的路上留下了一串足印，但很快足印被飘落的雪花盖满，了无痕迹。
后来，我们全家移居到城里，家里老房子也卖掉了，所以，我们也很少回家，母亲有时会到村里去，去看看这位孤独的老人。
偶尔会带来一些关于她的消息：她的脾气似乎越来越坏，得了一种臆想症，不敢在家里居住，再说家里的房子太老太旧了，黑洞洞的，大白天也要开灯。于是，内心恐惧的她每天拎着一只包，在天黑之前就在家里早早吃完晚饭，然后在村里各家乱走，希望能在别人家蹭住一夜，而村民们因为她年纪太大了（此时估计都快90岁了），到时反惹麻烦，大家见了她唯恐避之不及，不敢收留。后来，村里有个赌徒，答应可以收留她，每天她付10元钱，可以在他家住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一早回家，周而复始。
2003年的某一天，接到母亲的一个电话，说是老姨婆走了：那天她感冒了，在医院打吊针，突然之间走了。走得很匆忙，没有留下一句话。
医院通知了她的养女，听到她的死讯，那个养女匆匆赶来，买了一口薄棺，没有给她换过衣服，没有举行仪式，没有几个亲友相送，当日就匆匆下葬，在冷冷清清中安葬完毕。
尽管生前，她曾希望她的房产要捐献给村老人协会，但是死后，谁都管不了这些了，因为她是有女儿的，遗产总是给女儿继承的。
母亲是过了很久才知道她去世的信息，她在电话中对我痛哭说，老姨婆就这样被草草地埋了。
想起她的一生，充满着跌宕起伏。
也许，在浩渺如烟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芸芸众生，生如蝼蚁，死如尘埃，总有一天会被遗忘在时间无垠的荒野中，这就是人类的宿命与悲剧。人的一生中，无论你是气盖山河的英雄，还是风华绝代的佳人，无论你有过成功的喜悦还是失败的痛苦，无论你是拥有过一切还是一无所有，但最终都敌不过两个字，那就是：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