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十一二岁，在乐清中学上初中。

我是住校生，每逢星期天就特别想家。可家蛮远，步行一个单程就得整半天，坐小火轮又舍不得买船票，所以我并不经常回家。

星期天留在学校干什么？我才不啃课本呢，否则算什么星期天？

那个星期天上午，我在学校的体育大棚里玩了会高低杠，走了会平衡木，然后又跑到操场上，那儿有一排儿竖立着的竹竿，还有一根粗重而孤单的荡木。我孤单单地荡了一会儿荡木，又在每一根竹竿上爬了几次。然后我去了校门外的金溪边玩水，数了会清澈见底的溪水里那些又瘦又小的鱼，才把上午给打发掉。

回食堂吃过中饭，就百无聊赖地朝街上走去。

街上琳琅满目，发夹、头绳、糖果散发着强烈的诱惑，可口袋里没有几分钱，就这几分钱，还得在关键时刻派关键的用场，哪好随便花掉？

我踅过来，踅过去，于是就看到上半街那间不起眼的书店。

只一间门面，门楣上书“新华书店”字样。我上了三级台阶走进门去，才发现店堂颇深，因为深，里面就显得暗。长长的两面墙壁就是长长的书架，列兵般的站着整整齐齐的书。三三两两的顾客伸手拿下书架上的一本，翻阅着。我知道那些书不属于我——哪怕是其中最小最薄的一本，都不敢随便动。

售书员，应该说是售书同志，是一位二十多岁——抑或三十来岁——那时我还没有这方面的判辨能力——的男子，样子儒雅，脸相恬淡，恬淡得几乎没有表情，也听不到他发出什么声音。整个书店总是笼罩在一片安详的静谧之中。

最里面的墙脚有张长桌（或许是两张小方桌拼起来的），平放着一些巴掌大的花花绿绿的小戏考，记得有《打猪草》《天仙配》《宝莲灯》《穆桂英挂帅》《三娘教子》《血手印》《刘海砍樵》《九斤姑娘》《柳毅传书》《盘夫索夫》《高机与吴三春》《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越剧、京剧、瓯剧、黄梅戏种类齐全。

我将自己的双手在裤腿上揩了揩，小心翼翼地拈起一本。我看了看那个“售书同志”，他并没有阻挠我的意思，或者说根本视而不见。于是我先翻看那些漂亮剧照，接着就默读词儿，默念对白。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已经能感受到那唱词的精彩，故事的美丽了。随后我就被剧情牵着鼻子走，一会儿吃吃地偷笑，一会儿偷偷地落泪。不管我的情绪如何波动，我始终提着一颗心，怕遭那位同志呵斥，怕他剥夺我这无偿阅读的权利。当然，我尽力维护着手中书本的清白，不让有一点折痕，一点污迹。

我在那桌子旁一站就是半天，越来越弱的光线迫使我不得不抬起头来，发现整个书店就只剩我和那位售书同志了。墙上挂钟的长短针，指示着早就超出了下班时间。我赶紧放下书，心怀歉疚地从“同志”身边走过，只见他全神贯注地整理他的书架，一点也没有介意我打扰了他的正常作息。

往后的星期天，我变得充实极了，我一天到晚耽在那间书店里，那里给了我太多的欢乐与慰藉。那些戏考也被我翻遍了，翻透了，我不敢用那个“烂”字；许多章节、台词我都能背下来了，那些故事，我也不知道向同学们复述了多少遍。

乐清中学有上千亩水田的校产，全在离校5里外一个叫“南草垟”的地方，往年是雇着一批农民工种的。有阵子，学校实行“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就辞掉了农民工，安排全体师生去南草垟割稻插秧。我们没日没夜地泡在水田里，泡得幼嫩的手全都烂了，累得柔韧的腰都直不起来，被日头晒焦了的皮肤揭了一层又一层。当夏收夏种结束时，我立即奔向那间久违的书店，那位同志迎了上来，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我说了话：

“有几本新的戏考到了——其实，书架上的图书你也可以拿下来看的。”

我抬眼看他，他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可是我却分明感觉到一份关爱，一份温馨。不知怎的，鼻子酸酸的直想掉泪。

那个书店和书店里那些戏考和图书伴着我初中毕业，或者说，是伴随着我走过了少年时代最艰难的岁月。虽然我买不起一本书，但那些内容和知识已经储藏在我的脑海里，渗透进我的血液中，让我终生受用不尽。我后来选择了写小说，故事布局，行文走向，遣词造句，很大程度是得益于那些五彩纷呈的戏考。

上半街新华书店的那位售书同志，你这辈子都好吗？我曾经很想找到你，对你说说你赋予我的精神财富，和你在我心目中的特殊地位。遗憾的是我一直都没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