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块剁猪排时震下来的碎骨，长3厘米。它前半部分呈30°锐角，边缘粗糙；后半部分是1.7厘米×1.1厘米的矩形，矩形上面那个钝角稍圆。整块骨头看起来像把缩小版的军刀，也像一只迷你穿山甲。

它原本是带少许肉的，炖着炖着那肉就烂在锅里了。那个上午家里来了客人，我翻翻冰箱，没什么菜。看看外面的毒太阳，我打消了出门买菜的念头。午饭时分，我打电话给一家排档，让送几个菜来，其中就有一份糖醋排骨。这军刀状的碎骨就是糖醋排骨中的一分子。

糖醋排骨味道不错，我们边吃边夸。吃剩的三分之一，我舍不得倒掉，就放到冰箱里。

第二天，我睡了个懒觉。起床后，我把剩余的排骨和蒲瓜一起炖了，那顿早饭我9点5分才开吃。因为饿了，也因为这排骨蒲瓜特别鲜美，我有点狼吞虎咽。

危险是这样降临的：我夹起一块蒲瓜，压根儿没想到，那块阴险的骨头就躲在这块蒲瓜后面。我毫无戒备地把它们塞到嘴里，因为太烫，口舌受不了，我就囫囵吞了下去——这是我一个非常坏的习惯，总以为把食物吐出来的样子很脏很难看。

这枚骨片就鲠在我喉咙里了。我感觉着它的大，感觉到嗓子眼的痛。我挖着喉咙，想把它弄出来，可是不行。于是我冒着三伏天的高温，忍着喉咙的极度不适，徒步往离家最近的社区医院跑去。

原以为，被鱼刺、肉骨卡喉，处理起来很简单。我童年时曾被一根鱼刺卡喉，我爸拿一双筷子当压舌板，让我“啊……”他将另一双筷子伸进我的嘴巴，把那根鱼刺夹出来了。

可是社区医院的医生一口把我给回绝了，理由很简单：“我们这里没设备！”我心想，这还要什么设备，我爸的设备就是两双筷子！

我转身出了社区医院。嗓子眼越来越痛，并不断有液体渗出，不知道是血液还是唾液。我无法吐出来，只能把它们吞咽下去——后来我才明白，卡喉时的吞咽是个无法抗拒的动作。每吞咽一次，我的喉咙都像被刀再扎一次。

在社区医院外滚烫的马路上，我看到我家老头笃笃着拐杖趔趔趄趄地追过来了。他自两年前新冠肺炎住院抢救回来后，就“武装”上拐杖了。我不客气地说：“你来干什么？帮不上忙还得我照顾你！”

我叫了辆滴滴车，带上老头直奔一家三甲医院。途中，老头絮絮地说：“给儿媳打个电话吧。”我儿媳就是这家三甲医院的医生。我说：“她很忙，不要打扰她。”

医院可真大啊，我上上下下地跑，从这科室穿梭到那科室，腿脚不灵的老头不知被我甩到哪里去了。

在口腔科，医生把电子内镜伸进我喉咙里照着，然后断言道：没有异物。我痛苦地咽着唾沫说，我都被卡得要死了，怎么没有异物！这医生又叫另一个医生看了看，同样说没有异物。

口腔科建议我去做CT，做胃镜。这时候，儿媳赶过来了。原来，我老头像呆头鹅一样在楼下东张西望，恰巧儿媳经过，就把我出事的信息传递给她了。

在那长长的CT床上，我被推进去拉出来，颈部平扫，胸部平扫……我极艰难地吞咽着口液，等待医生“判决”。终于，医生开口道：找到了。

我松了口气，心想把这块该死的骨头取出来，就万事大吉了。医生却严肃地说，去办理住院手术。我不解地想，取个骨头片儿还得住院啊？

儿媳表情严肃，她把检查报告单递给了我。从那些彩图里，我看到那块肇事的骨片斜卡在我的咽部，堵了大半个食道，那个锐角明显扎进了我的食道壁。医生写的诊断文字是：“咽内异物，食管异物穿孔。”

我的食道被戳个窟窿了？

“要在全麻状态下才能做食管异物取出手术。全麻前还得先做身体评估，就是说，看你的身体吃不吃得消。”医生继续说。

于是护士给我量血压、验血，又问我什么药物过敏，还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了些不相干的话，好像在测试我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我一边艰难地吞咽着口水，一边艰难地回答问题。

血液检验单下来了，谢天谢地，各项指标尚好。我以为这下子可以手术了。但医生又说：“你9点多才吃的早饭，还吃了肉类，要等你胃里食物消化干净了才能手术。”

我的儿子们陆续来了，帮我办了入院手术。进了病房，一位护士拿了个体温计往我耳朵里一插，俏丽地一转身，说：36.1℃。事后我才知道，那些天体温对我非常重要，医生最担心的是我的创口感染。

午后，孩子们都嘱我睡个觉，养精蓄锐迎接下午的手术。可利鲠在喉的难受和痛楚让我坐立不安，哪里还睡得着？我百无聊赖地出了病房，在长长的走廊里走来走去。

等待的时间可真漫长啊，我不断地吞咽着口液，那块骨头就不断地往食道壁里深扎。好不容易捱到下午4点，护士拿来一套手术服让我换上，接着推来一张轮椅，要推我去手术室。我不明白，我好腿好脚的，为什么非要坐轮椅？

在我体重的压力下，轮椅心不甘情不愿地嘎叽嘎叽响，像跛子一样歪歪扭扭地前进。儿子感觉到不对，弯腰一看，原来是轮椅前面那个小轮子瘪了。我干脆下了车，大踏步地朝前走去。

一行人来到了位于7楼的手术室外，儿媳已换上手术服，要陪我进手术室。我还没来得及看看这手术室长啥样，一针麻醉剂就麻得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事后，儿媳告诉我，那肉骨头嵌顿严重，亏得医生高明，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弄出来。

从麻醉苏醒区出来后，我被推回到病房。儿子把那块从我食道里取出的骨头交给我。我不断地摸捏着那块粉色的、迷你穿山甲模样的骨头，说不清是后怕还是庆幸。护士又过来量体温，嘱我别吃东西别喝水。

术后的我躺在病床上，喉咙的疼痛并没有减轻，吞咽的频率也没有降低，这让我明白我的创口有多厉害。我并没有喊痛，护士却给我静脉推了一管止痛剂。接着又给我输200毫升的金奥康，那是为了安慰我不能进食的胃；又输500毫升的盐水补液，1000毫升的葡萄糖补充能量……

医生担心我那穿了孔的食管把水和食物漏出去，那叫“奔向纵隔”，要危及生命的。

住院四天，我粒米未进，滴水不沾，全靠各种液体吊着。

每个上午，我的主治医生都要带着一帮人来查房，来了就问：“有没有发烧？”我回答道：“不发烧！”医生不再说点别的，带着人就走了。儿媳告诉我，就怕你发烧，一发烧就是发炎了，就得挂抗生素了……

第四天晚上，我喝了医院提供的一小碗没有一粒米的粥汤，就出院了。回家后，我打开久违的电脑，去网上搜索“骨头卡喉”。我看到不少人因为卡喉伤及动脉出血而死，或创口感染而不治身亡。

不过我的创口恢复得挺快，第五天我就吃半流质食物了；第七天，我就和老头同羹同饭了。只是前几天因艰苦吞咽而累及的舌腭肌和咽腭肌，都过去一个星期了还隐隐作痛。

钱国丹/文 林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