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刘麟先生的夫人李鸿简老师还记得我。刘麟先生遗作选集《文学的思念》，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之一，八月初刚出版，老人家就给我寄来了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

刘麟先生是我的老乡，黄岩人。他在老家度过少儿时代，所以他对家乡的风物不仅非常熟悉，也非常眷恋。这本书中的《橘园》《河的记忆》，就怀着深深的故乡情。

他青年时代离开家乡，先是执教于武汉大学外文系，“文革”后调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编辑出版后，他又调入职业生涯中最后一个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到中国现代文学馆不是享福来的，而是来草创，来创业的。从创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离休，正值中国现代文学馆从奠基到初成规模和秩序的时期。他们一开始就为文学馆设定了建成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尤其是前期，大量精力都放在史料、文物的征集上。

当时，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已渐次凋零，尤其是经历了“反右”运动和“文革”，不少老作家惨遭横祸，还活着的，也都年事已高。所以刘麟和同事们加快了抢救式的史料征集，采购了摄像机、照相机，配备了摄像摄影人员，为老作家们留存珍贵的晚年影像。那时候，刘麟作为副馆长，经常和年轻的同事们一起奔忙在现场。

刘麟先生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每一次与老作家交往，每一笔接受捐赠，他都勤于笔耕，把事情经过记下来。这些记事文字，稍作润饰，就是好文章。《文学的思念》中很多篇章，都是他日常的速记。

《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登过刘麟先生的短文《饭桌上聊天——作家与文学馆的交往侧记》，记录的就是一次他与同事们一起用餐时的聊天。当时，大家说到老作家们对巴金先生所倡议的建设现代文学馆的支持，只要找上门去，他们不仅都很配合，而且热情地找出一些资料和物件，还经常留上门拜访者在家里吃饭。

还有一篇《患难之交——萧乾与中国现代文学馆》，更是详细记叙了萧乾先生的古道热肠，其中说到他多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为文学馆经费筹措和择址新建馆舍大声疾呼。

刘麟先生关于老一辈作家茅盾、巴金、老舍、曹靖华、胡风、聂绀弩等的文章，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史料，他是一位把工作和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有心人。

刘麟先生不仅是优秀的编辑家，还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翻译家。我在得知刘麟先生是乡贤前辈之前，藏书中就有好几本他的译著，如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果戈里散文选》《托尔斯泰散文选》，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戴灰眼镜的人：屠格涅夫散文集》等。后来，知道了先生是乡贤前辈，我把这些署名为“刘季星”（刘麟笔名）的译著，找出来重新翻阅，就增加了亲切感。

在史料征集工作中，作家之间的来往书信，是重要的内容。当刘麟先生前往上海巴金先生寓所，向巴金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及收集到不少老作家的书信时，巴金先生有些兴奋，当即向刘麟提议，是否编辑作家们的书信丛书？刘麟深受鼓舞。回到北京后，他开始着手整理作家的书信，开列出第一辑十本作家书信集，并获得一家出版社的支持。虽然后来丛书出版因为出版社的毁约而终止，但编成的书，最终还是在别的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而这些年来，我竟然在无意之间，陆续淘得其中的好几种。从此，作家书信的征集和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大特色工作。

在长期与老作家的交往中，刘麟先生不仅收获了深厚持久的友谊，还积累了大量来往信件。据李鸿简老师说，大约有六百件书信。这些信件都是很宝贵的关于现代文学的资料。刘麟先生在《无声的对话》一文中，分别写了巴金、施蛰存、冯至、朱光潜、冰心、赵清阁同他的书信往来。可惜这些信件大多未能编入《文学的思念》这本书。

李鸿简老师说，《文学的思念》仅为刘麟先生一部分遗作的选集，如果先生知道有一个小同乡这么喜欢他的作品，也会很高兴的。我期待着，能有新一集的刘麟作品集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