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支部队来说，什么是“尖刀”？

尖刀，就是永远冲在最前面，像锋利的刀刃一样撕裂敌人防线的最强战斗力。步兵“尖刀连”，负芒披苇、不避斧钺，在海岛之上，亦闪着凌冽的寒光。

1966年3月登上大陈岛至1971年退伍，许青梅一直在某部步兵“尖刀连”一个班中任班长。

以下，是这位大陈岛老兵的自述——

第十一期·人物名片

许青梅，中共党员。1945年9月出生于天台县平桥镇双塘村（现为五新村）；1966年应征入伍，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步兵“尖刀连”，任连队某班班长；1971年退伍后回到双塘村，任村党支部副书记；2008年至2011年任村党支部书记。

本报记者彭 洁

三次体检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这一年，我出生在天台平桥镇的双塘村。在这个有几百年历史的村庄里，我的父辈都以务农为生，家里的条件实在算不上好，自我记事起还常为吃不饱肚子哭闹。

吃不饱饭，我长得又小又瘦，也没有条件好好念书。小学都没读完，我就辍学了，每天下地帮家里干农活。

1962年，村里办起民办小学时，我已经17岁了，在村里的生产队当计价员。别看我年龄不大，但思想已经很进步了，我牢记着“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先进思想，早早加入了共青团，时刻都想着将来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

18岁时，我听到了征兵的消息，急忙跑去报名。负责征兵的同志打量着我，说：“你恐怕不符合当兵的条件。”我心里一沉，忙问：“怎么不符合？”“体重要求在95斤以上，你有多少斤？”

唉，我当时身高有1.68米，但体重还不到90斤，胳膊和腿都细得跟豆芽一样。我很沮丧，但又没办法，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在正式应征入伍之前，我参加过两次征兵体检，每次都因为体重不达标而无法参军。那两年，对我来说，多吃饭、多锻炼变成了跟工作一样要认真对待的事情。

1965年冬天，我又去参加征兵体检了。这一次，体重秤上的指针指向了48公斤，96斤！我踩着体重的及格线，终于符合了参军的条件。“我能去当兵了！”我高呼着，一路跑回家。但家里的亲戚几乎没人为我高兴，他们忧愁地看着我，说：“你去当兵了，家里挣工分的人就少了一个……”

我们家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二。“我走了还有哥哥弟弟干活，生计不会有问题。”我说，“是毛主席解放了我们，我要做毛主席的战士，听党的话，祖国需要我到哪里去，我打起背包就出发！”

第二年3月，我出发了。

从天台到临海，再从海门的码头上船，我和其他战士一起登上了大陈岛。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海，风浪颠簸之间，很多人都因为晕船吐个不停，我没有吐，甚至连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我想，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属于这支建在大海中央的部队！

步兵威武

我从小吃苦，眼里有活，手脚勤快，到了部队也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秉性，哪怕是周末，只要看到有活，我都会主动去干。领导看我勤快，在新兵连，就让我当了一个班的班长。

一个月后，我被分配到一个步兵加强连，也叫“尖刀连”，是最艰苦的精锐部队，仍旧是一个班的班长。

以前就听人说，步兵是一支力量强大的队伍，也是最苦最累的兵种。可真正当了步兵以后我才知道，作为战场的基石，步兵必须要承受更多的苦累和汗水，才能练就摸爬滚打、冲锋陷阵、夺取阵地、坚守要塞的能力和本领。

射击，是一个合格步兵要掌握的技能。当了5年步兵，从步枪到冲锋枪，从重机枪到高射机枪，我都使用得很熟练，就像刻在了脑子里。作为一个班长，要是自己都练不好，怎么去教其他战士？即便现在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我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但那些拿枪的姿势和训练的过程，我依然记得很清楚。

比如步枪——训练半天就要趴好几个小时，不能抬头，不能移动身体，更没有休息。大多数时候，我们就直接趴在满是石子的地上。进行跪姿训练时要求就更高了。右膝要跪在地上，左脚向前伸，身体挺得笔直，屁股要坐在右脚跟上，这样一来，身体的大部分重量都落在了右脚上，甚至可以说是落在了右脚的5根脚趾上。我们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开始训练。

要想操枪稳，枪就得稳。训练时，我们举着枪，枪管吊一块砖头，我提醒自己，要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枪口。但随着时间一分一分过去，我的腿没了知觉，脚趾酸疼得像要一根根折断，汗珠不停地顺着脸颊往下流，灌进军装里。周围都没了动静，只有耳边不断传来严厉的声音：不要动，不要动。我稳住身子，坚持着没有动……后来，我终于成为了一个擅长使用步枪和冲锋枪的步兵战士。

投掷手榴弹也是步兵要掌握的基本技术，有卧姿、跪姿、立姿、投远和投准的基本动作。可我个子不高也瘦，手臂力量远远不够，一开始最多只能投掷20米，离30米的及格线还差着老远。怎么办？练呗！每天一有空，我就跑去练习投掷，练到最后，胳膊肿了，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动了，但这手榴弹，我终于能投掷到45米了。

自从当了步兵，我就没穿过“好”衣服，军装每天都是湿漉漉的，还发了霉。这除了跟训练不停流汗有关以外，跟在海边站岗放哨也有关系。

大陈岛曾是国民党重要的军事基地，1962年台湾蒋介石集团打算实施“反攻大陆计划”，大陈岛的局势一度十分紧张。在我们这批战士上岛之前，驻岛部队就曾抓住过偷偷登上大陈岛，给台湾发电报的国民党特务。所以刚到连队的时候，领导就严肃地告诉我们，你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守。

我们自知责任重大，一刻也不敢松懈。那时候，我们有好几个班的战士，分成两人一组轮流站岗放哨，每人每次巡逻的时间大约是2个小时。岗哨靠近海边，大风掀起的巨浪把我们从上到下全身浇个透是常有的事，我的身上也总是散发着海水的咸腥味道。夏天的夜晚，海风习习，波涛悠悠，倒是不难熬；可到了冬天的夜晚，海边就化成了个巨大的冰窖，我们的身体时常被冻得僵硬。

但没有人叫苦。我们这些大陈岛上的步兵战士，怀着保卫祖国的雄心，白天训练学习，夜间放哨巡逻，一刻也不放松。

一封“请战书”

1968年，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倍感荣光，在训练和干活中也更有干劲了。

作为步兵，我们还要精通一项重要的技术：土工作业，就是利用作业工具构筑野战工事。更直白地说，就是挖坑道。

1955年大陈岛解放后，海岛地下就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工事，有不少在我们上岛时还没有完工，我们就对这些坑道进行了全面地开挖和整修。

那个年代，没有机械，挖坑道全靠手工劳作。两个战士一组，一人握着钢钎，另一人抡起铁锤击打，打凿开挖。积土越厚，越是难挖，我们就不停地重复着抡铁锤打钢钎的动作，每个人的手上都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老茧。冬天即便是只穿着很单薄的衣服，也常干得汗流浃背。炎热的夏季就更不用说了，呼吸的空气都是满满的汗酸味，身上穿着的衣服就像浸泡在海水里一样，湿乎乎地包裹在身上，没有干的时候。每天在这样潮湿的环境里劳作，我们许多战士都患上了关节炎、风湿病。我也得过很严重的感冒，发高烧到41度，在卫生队休息了一个礼拜才好。

就连我们的衣服也因为挖坑道变得很不耐穿，十天半个月，不是这里磨破就是那里裂开了。脚上的鞋也一样，没穿多少时间，就顶破了“天”，露出了脚指头。

尽管条件艰苦，但我们都充满干劲，“哐哐当当”，坑道里每天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

但坑道阴暗，危险还是不可避免。

那天在挖坑道，我在前方握着钢钎，战友在后方抡铁锤，你一下我一下，黑暗中我们喊着劳动号子干得风风火火。我的后脑勺突然一疼，是被坚硬的金属重重锤击后带来的疼痛，我意识到，战友的铁锤抡偏了，砸到了我头上。我忍着疼痛，一声没吭，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握稳钢钎。

不能吭声啊，抡锤的人要是知道自己的铁锤抡到了战友，他就不敢再用力往下砸了，这活也就没办法干了。所以，就算是被砸疼了，也只能忍着。再说，作为“尖刀连”的战士，这点疼算什么，我连死都不怕。

事情大概发生在1970年。岛上的雷达部队来挖坑道，挖不好，就找来一些黄岩的民工帮他们一起挖。挖到一半时，突然发生了山体塌方，砸死了一个民工，其他民工见状都吓跑了，黑压压的坑道里一片死寂。

这时，领导来到“尖刀连”，命令我们顶上去继续挖坑道。我心里很清楚，砸死了是烈士，但要是不敢去，那就是逃兵！我不能当逃兵！我写了一封“请战书”：“刀山敢上，火海敢冲，‘尖刀连’的战士，不怕牺牲。我的身上还有几十块钱，如果我牺牲了，请用这些钱帮我再交最后一次党费。”我颤抖着手写下这些字，眼眶也红了。好在啊，最后大家都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直到今天，再想起那时的场景，我依然会激动地流眼泪。

1971年2月，我退伍了。

那天，我戴着端正的军帽，穿着整齐的军装，认真地站完了最后一班岗，才离开大陈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