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陶子骞 金虹跃/文

走进罗加亮的工作室，一台超大画幅的专业胶片相机迎面而立，周边展墙挂满了摄影作品。大部分是罗加亮的个人作品，有些则是他收藏的世界各地名家佳作。这些照片使用的都是古典工艺，覆盖传统明胶银盐放大、传统蓝晒印相、范·戴克印相等7个类别，以单色调为主，搭配专业展览的灯光，显出一种冷峻、高雅的气质。

工作室另一侧亮着红色灯光，水洗池里堆放着冲洗机和各种瓶瓶罐罐，桌面上摆放着晒板机、放大机，周边堆放着照片的测试小样——这是一个敞开式暗房。2021年了，工作室的主人还坚持使用传统胶片来制作影像。

以上种种，很容易给人营造一个离群索居的艺人工匠形象。但罗加亮并非如此。圈子内外，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老罗”。老罗朋友很多，这个工作室往往成为圈子里大伙儿交流的场所，以至需要预约。他健谈、热情、豪爽，平时不乏幽默，言语间又会露出几分深度，倒像个大隐于市的智者。

可即便如此，很少人知道，这个摄影师有一批压箱底的照片，记录下台州20多年的变迁。平日里，他几乎不对外展示，只是埋头拍摄、积累。而回过头，用过的底片已逾8万张。

外来者

罗加亮是江苏人。

上世纪90年代初，婚纱摄影热潮席卷国内，新兴影楼开始取代旧时的照相馆，不少年轻人投身到影像行业里。因为比邻上海，苏州的影楼行业正当蓬勃，老罗即是从那时拿起相机，开始了自己的摄影之路。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彼时的黄岩影楼行业刚刚起步。苏州的摄影师常被邀请前来交流，老罗也在其中。因为看好当地摄影市场的发展空间，数年后，他将影楼从苏州迁到黄岩，在台州安了家。

老罗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这里有着特别的生活节奏和烟火味，不待上些时候是感受不到的”。

“因为喜欢和新奇，最初只是想要留下可以追忆的影像。”回忆如何开始记录台城变迁，老罗这么说。平日里，他开始留心记录身边的风景，更借着工作前往全市各地采风。他形容作为摄影师的自己拥有一种“定格性的触觉”，似乎天生就有留存某一瞬间的本能，“时间一久，成了习惯”。

来台州打拼多年，老罗开过婚纱影楼、拍过商业产品，后来又创办了广告公司、文化传播公司，但始终与影像为伍。这期间，他从未放下手中的相机。

最寻常的街道巷陌，最偏僻的乡村山野，偶遇的、听说的，一有什么变动令其在意的，老罗总是飞快赶去拍摄。20多年来，他走遍了台州的角角落落，远近风物，都是他拍摄的对象。

黄岩草巷包子可以说是黄岩人的集体记忆，它刚好坐落在老罗每天的必经之路上。早些年，这家店曾3次失火，后又修复。路过的老罗刚巧拍下了它的一次次重生。

“还有一年，到仙居朱溪镇的河口村，拍了村里的老房子，第二次再去时，发现这个村子已经空了，才知道因为修建朱溪水库，举村迁居了。”这样的变化，老罗也见过许多，“人去楼空后，我总还是重回旧地，去体会某种余味。”

在台州安家、交友、创业，老罗说他无比热爱着这座城，但又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外来者”。尤其是近两年，人到中年，儿子又到杭州发展，回望故乡，每每感到孤独。唯有手持相机时，他才能感受到与这座城的连接，静下心来。

在老罗身上，你能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情，但他的言语间和作品里，有时候又透出一种疏离感。在这座城，他既是“当局者”，也是“旁观者”。

采访时，聊得兴起，老罗总会从位置上起身，翻出以往的照片，从中寻找对应的佐证。有那么一会儿，他没有说话，俯瞰着一路所拍的照片，像是在旁观过去的自我。

退回“胶片”

近10年，老罗在拍摄上做“减法”。

数码相机几乎已经从他的生活里淡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台笨重的胶片相机。他偏爱超大画幅莲花牌8×20英寸相机，大尺寸画幅的底片庞大且昂贵，照片制作还需要经过繁琐的冲洗工序，不似数码相机那么快捷。

但在此前，老罗有过一段疯狂的数码摄影时期。刚到台州那几年，正值数码摄影开始取代胶片摄影。对于喜欢外出拍摄的老罗来说，数码相机更具备了轻便的优点。“数码相机更新换代快，那些年买了许多的器材，大量地拍摄数码照片。”老罗回忆，“心也野了，不再局限于台州，专门自驾到全国各地去取景拍摄。”东北、西部、云南……在老罗的文件夹里，至今可见不同地区地貌各异的风光照片。

数码相机满足了摄影师多拍试错的需求，修图软件的出现也大大降低了照片的后期处理难度。这些惯常的摄影师举动，却被如今的老罗视为自己心浮气躁的表现，“从我个人的角度，太过借助设备反而远离了摄影的本质”。

一位好友的经历让老罗不禁反思。

当时各种摄影网站、博客盛行，好友喜欢将照片贴于博客上，硬盘之中亦有保存。直到数年之后，好友硬盘损坏，想起那些照片上网搜寻，却发现博客上的照片大多已无法打开。

“我们这才想起，即便是数字化的照片，其实也只是存于硬盘里和服务器内，一旦硬件损坏，这些影像也将不复存在。我们现在拍摄的照片放在手机里，有时候手机换了，都不一定再去看上一眼。”罗加亮说，“数码摄影让我们进入了大众摄影时代，但虚拟、可复制，也让照片丧失了稀缺性，这些让我觉得记忆变成了冷冰冰的数字文件。”

一时间，如何让这些年的“记忆”体面而有尊严地留下，成为老罗苦苦思索的难题。前方似乎无路，他唯有往回探寻——在网络出现之前，人们又如何留下往日种种？

“从前胶片拍的老照片，我们总会翻找出来细细品味。那些数量有限的精品，会被人们长久地珍藏。”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答案——退回“胶片”时代。

在他看来，使用胶片拍摄、冲洗而成的影像，其性质是物质的，是经过光学和化学反应印制在相纸上的“往事”。加上制作过程中沉淀的时间和摄影师双手的温度，胶片照片比快捷、易得的数码照片更有保存价值。此外，由于胶片的成本昂贵，拍摄时更需用心感受光线、构图和事件发生的瞬间，这也让他找回了摄影的仪式感。

于是，在微单盛行，单反都被嫌重的今天，年近50岁的老罗，常常搬着硕大、沉重的“古老”相机出现在台州各处，用影像记录下那些城貌风景。

老罗感慨道，重新拾起传统胶片相机后的岁月里，他更能全身心面对这座自己生活的城。“以往老望着外面的风景，现在愿意花更多时间看一看身边的风景了。”

时代的角落

在黄岩的五洞桥“功成名就”以前，老罗就早与其“缠绵悱恻”多年。

这么一座古桥，跨越古今，仍联系着历史与现实，担负起黄城百姓过往西乡经贸通道的重任，关键是它靠近黄岩区中心地带，前往方便，因而它成为老罗心中拍摄城市风景的好去处。

“老黄岩人都知道，五洞桥修复前是4个洞，我当时就拍下来了。”老罗笑道，“你看这就是影像记录的意义，光看文字肯定没照片直观。”

近年来，史上曾主持修建五洞桥的南宋赵伯澐之墓被发掘，五洞桥愈发成为黄岩的重要历史文化印记。而这一过程，就被老罗用照片“留”了下来。

老罗拍摄的照片，更多是那些不被世人所关注的“角落”。比如有一年长潭水库放水后干涸的库底，黄岩上垟一座他跟拍4年现已拆除的老教堂，吾悦广场建设前的永宁江北旧貌，黄岩东城天长北路区块旧城改造前的老街小巷景象，内环路建设前的城乡原貌，外地民工的群像，全市各地低调宁静的古村落……

为了拍照，老罗会用那辆牧马人载上自己的大画幅相机，开上几个小时的山路，到最偏远的地区寻找某个画面，也会早出晚归蹲守一个地点等待某个瞬间。

“农民会知道山里的春笋几时破土。”他用这句俗语描述那些角落里的故事。在黄岩城里摸爬滚打多年，老罗的方言足够“以假乱真”。

可老罗也有不愿意拍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些题材吸引人群蜂拥而至，他却往往放弃拍摄的机会。

“那些被大众所关注的，往往有太多人记录。现在我更愿意去寻找这个时代易被忽略的风景，尤其是那些真该被留下的。”老罗解释着自己思想的转变。在这个充斥着短视频、新媒体信息的年代，他几乎不看抖音，也不怎么玩朋友圈，而10多年前，他还是黄岩本地论坛上的冲浪积极选手。

他对生活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摄影师尤金·阿杰特尤为欣赏。这位法国摄影家花了30多年记录下了新旧之交的老巴黎街区风貌，在其去世后，作品才被世界所看到。尤金·阿杰特被称为“一个无意的现代主义者”“直接摄影的鼻祖”“拥有整个巴黎流浪汉的摄影师”，而其生前，工作室的门上写着的却是：为艺术家提供资料。

老罗不认为自己有直接受到尤金·阿杰特风格影响，但他推崇这位摄影大师作品中“纯净的纪实”。

在老罗的工作室里，摆放着整整两面墙的书籍，其中一面墙上的书关于摄影，另一面则涉猎宽广，其中不乏文化、史学著作。老罗评价自己是一个有着历史眼光的摄影师，“历史面前一视同仁，在当下，有些影像也许是不被在意的，但过上许多年，人们会看到它们”。

经历20多年生活的磨砺，相较于刚开始拍摄城市风景的随性，如今的他多了一份摄影师“留住”历史的责任感。

“我想再沉淀一些年，尽我所能去记录台州的春秋变换。”老罗说，“希望有一天，我拍摄的这些照片，能让观者感受到这座城里的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