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铭耿

从去年开始，台州市探索农户家庭资金池融资新模式帮助农户脱贫解困、共同致富，顾名思义就是统计农户家中的资产清单，作为农户贷款的授信依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将道德人品等“软资产”纳入清单，例如“五好家庭”“党员家庭”“乡贤”等指标。并且在确定授信额度的时候，银行还会通过村干部评议小组了解贷款农户“风评”如何。目前，该模式已向浙江全省推广。（12月1日上观新闻）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每个人的信用都可以被量化，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信用，正在逐步变现。在技术支持下，道德也可以变现，这并不稀奇。早几年，包括浙江、安徽等地就曾面向全省各级各类道德模范提供金融服务，谓之“道德信贷”。但道德模范毕竟少数，不具有普惠性，对于一个乡镇、一个村庄而言，发生先进事迹并且获得道德模范表彰的个体屈指可数。绝大多数缺乏有形资产却亟需创业资金的普通农户怎么办，他们靠什么来实现共同富裕？农户家庭资金池融资则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角度提供了解决之道。

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信用贷款的前提。对于贷款银行而言，如果贷款人诚实可靠，自然少一分坏账风险。但诚信没有办法具象化，却可以通过社会评价来获取。其中有些是普遍公认的，比如官方给予的身份、地位和荣誉，有些则来源于周边熟人的客观评价。

农村是最典型的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熟人社会，血缘亲情的纽带关系十分密切，平时联系也较多，村民的人品好坏，大家普遍知根知底。而且一家一户的口碑是日积月累的过程，不可能靠诸如好评返现、刷单炒信等市场营销手段投机取巧。正因此，银行在统计农户资产清单的同时，不仅看一些官方公认的道德指标，也注重吸收村干部评议小组的意见，有助于形成较客观的客户信用画像，为降低贷款风险提供保障。

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看，吸收村干部意见也在无形之中强化熟人社会道德舆论的监督作用，从而抬高信用贷款的违约成本。一旦信用违约，不单单是上银行黑名单的事，更会在村里抬不起头。传统熟人社会也正是通过这种约定俗成的共识和道德力量，对村民行为进行引导、规范、教化，并通过道德的内在监督功能，即通过良心的守护实现“自省”，完善自己，从而推进道德的良性发展，维系乡村社会的有效运行。

但是道德毕竟不是法律，特别是在市场化浪潮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冲击下，大部分熟人社会正逐渐向陌生人社会变迁。不少人认为，有了契约、制度和规则之后，熟人社会那套运行规则已经过时甚至成为羁绊，其中也包括赖以维系的道德伦理。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不可否认，熟人社会中存在的托关系、送人情、卖面子等陋习，确实构成对规则的僭越和破坏，但也要看到，熟人社会能够保证绝大多数人不得不遵守道德来维护自己的名声，这也是对促进良法善治的一种有益补充。

法治社会从来不排斥道德在其中的作用。事实上，以德孝、诚信、勤劳、互助等为核心的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乡村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运行规则和价值观念，是乡村社会的粘合剂，也是培育乡风文明的有效载体。农户家庭资金池融资的探索证明，乡风文明同样可以在法治环境下为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服务助力，并且还可以在信用机制引导下，持续不断地激发内生动力，成为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真金白银”。更进一步讲，这也为促进德治、自治与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相向并行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