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期·人物名片
李吕金：1941年出生，临海杜桥人。1959年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于南京军区守备八十一团三营步兵连，还当过给养员、通讯员；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年后提干，先后担任过司务长、连队副指导员、连队指导员、后勤处副处长；1979年任南京军区守备廿五团后勤处处长至1984年转业。后被分配至台州日报社印刷厂任党支部书记，1996年任台州日报社正科级纪检委员，2001年退休。
本报记者彭 洁/文 李洲洋/摄
从1959年年底登上大陈岛至1984年转业离岛，李吕金在远离陆地的大陈岛待了24年（注：此处时间以转业军人证明书上的入伍时间1960年为准）；从19岁的稚嫩少年郎到43岁的沧桑中年人，岛上部队承载了他的青春岁月。就连他的妻子董仙兰，也于1972年随军，陪着他在海岛上待了12年。
这24年，是李吕金记忆银河中，最闪亮的一颗星。
步兵
李吕金出生在当时还被称为临海县（现为临海市）的杜桥，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书只读到小学毕业，14岁那年就成了家里的劳动力，在生产队当记工员。少年天真，每天最大的心愿，就是捧在手里饭碗盛着的，能从薄薄的稀粥变成满满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
1959年，李吕金19岁，听到了征兵的消息，很快就做出要去参军的决定。原因嘛，受到“一人参军，全家光荣”“部队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这样的先进思想影响也是有的，但更主要的是，他当时想，到部队去一定能天天吃到白米饭！“头脑简单嘛，没想那么多，就想着能吃饱肚子。”
1959年年底，他正式成了一个兵，离开了老家杜桥。车辆缓缓前进，李吕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当兵，直到在临海码头上船，乘着风浪颠簸了七八个钟头后，他的疑问才有了答案。
在下大陈岛八十一团三营七连，李吕金成了一名步兵战士。
训练，成了他日常的全部。步兵拿步枪，练习打靶时，站姿、跪姿、卧姿都得掌握。相比后两种姿势，站姿是最容易的，只需要笔直站立、手持枪管子上吊着沙袋的步枪、调整呼吸、稳住肩膀、三点一线瞄准。跪姿和卧姿的难度就大多了，前者需要右膝跪地，左脚前伸，身体挺直，稳定持枪；后者需要整个人趴在地上，仰头，持枪瞄准……不管地面上有水坑还是有数不清的沙石，只要听到命令，步兵战士就要迅速下蹲或匍匐倒地，瞄准，射击。没多久，李吕金发现，新发的军装上上下下被磨破了好几个洞。
除了步枪，李吕金还练习过冲锋枪、轻机枪、高射机枪和夜间射击。让他印象最深的是高射机枪，这可是个大家伙，用的弹药也都是大口径子弹，拉环、推弹、瞄准、扣扳机，“砰——”时隔几十年再回忆当年练习射击的场景，李吕金仿佛还能体会到那一声声如炸雷般的巨响穿透耳膜的感觉，“耳朵很不舒服的”。
对于一名步兵来说，除了要精准掌握从小到大各种枪支的使用以外，体能训练也极其重要，这一点，李吕金十分清楚，他还清楚一点，自己的体能远远够不上优秀。
于是，每周二四六晚间的自由活动，就成了李吕金练习体能的时间。夜空如墨一般，偌大的操场没有了白日里的热血和激情，周遭静悄悄的。他走向单杠，起跳后一把抓住杠杆，一下一下练了起来……那天晚上，李吕金正练得起劲，一位部队领导恰巧经过看到了这一幕，连忙招呼他过来，“你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在这里锻炼啊？”
“我想增强体能，训练时把枪拿得更稳！”
领导看他浑身是汗，笑着说：“精神可嘉，但是操场晚上太黑了，四周也没有人，你的训练安全保障不了。增强体能重要，但你的安全更重要啊。”
从此，李吕金不再趁着夜色去操场了，而是抓紧训练场上的每分每秒锻炼体能。“后来我的训练成绩很好的，全部优秀，还因此拿了一个三等功。”81岁的老人露出骄傲的笑容。
提干
1961年，李吕金加入中国共产党。除了步兵，他还当过通讯员、给养员。两年后，眼看着3年义务兵服役期将满，领导找到他，问：“你是打算留在部队继续干还是打算离岛回家了？”他嘿嘿一笑，说：“我听组织的。组织让我走，我就高高兴兴回家去；组织让我留下，我就安安心心留下来。”
其实，对于年轻战士李吕金来说，留下来的想法并没有那么坚定。决定参军的那一刻起，他幻想过无数次部队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怎么想，也没想到会是眼前这样——光秃秃的海岛，漫山遍野的茅草隐没着破破烂烂的房屋，站在山顶向下看，白花花的海洋一望无际。这里，跟自己想象中的部队，差得太远。
但组织一纸通知下发来，李吕金还是心甘情愿地在大陈岛留了下来。一年后，他被提干，成了连队里的一名司务长，主要负责管理连队120多人的伙食。香喷喷的白米饭不仅要盛满自己的饭碗，还要保证战士们都能吃到，不仅是白米饭，还要有肉有菜有汤。他知道，连队伙食要搞好，自己的责任可不小。
在远离陆地的大陈岛上，食堂里的一切都得靠战士们自己打理。蔬菜，自己种，长豇豆、冬瓜，还有种出来像炮弹一样大的萝卜；猪，自己养自己杀，一个月杀一头，每人每天能吃上二两肉；还有煎荷包蛋、炸油条，甚至砍茅草、搬柴火……这一年，李吕金的生存技能被直线拉满。
1965年，他被调任为八连副指导员，主要负责协助指导员工作。
为了军事防御，大陈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大范围地挖坑道，这段经历曾被许多大陈岛老兵提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李吕金也有。
1960年，步兵战士李吕金和战友在幽暗的坑道里，一人在前，肩上扛钎；一人在后，拿着锤敲。手掌被磨破皮，或是背上重重地挨一下，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那时，坑道里除了士兵，还有一些被雇来排哑炮的农民，“我当时心里就想，农民都能吃苦，我们当兵的更要能吃苦。”他和战士们一钎一锤，干得热火朝天。
1965年，副指导员李吕金在坑道里跟班作业。那时在施工现场，也没有一顶可以佩戴的安全帽，他被一块滚落的石头砸破了头，缝了三针，第二天又顶着白纱布，出现在坑道里，“问题不大，就继续工作”。
随军家属
担任连队副指导员的前一年，1964年，李吕金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经人介绍，他与比自己小三岁的姑娘董仙兰结了婚。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李吕金休假回家时得以相见，和一年去一次大陈岛与丈夫相聚外，董仙兰都与丈夫分居两地。平时，她留在杜桥家中操持家务，没有正式工作，靠绣花打零工赚点钱，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董仙兰终于符合随军条件，跟随丈夫登上大陈岛，这一待就是12年。
上岛后，董仙兰面临一个棘手问题：作为随军家属，她需要一份既能挣到钱又能打发时间的工作。当时的大陈岛部队，大约有几十名随军家属，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部队为家属们提供了一份工作——去坑道边捡沙石。战士们在坑道里扛钎敲锤，打下来不少沙石，需要人工分拣、敲碎，拿来盖部队的房子。这是一个纯粹的体力活，一天能挣一块钱，很多身强力壮的来自北方的随军家属都去干了，李吕金却不让妻子去，“这个活太费力气了，她那时又瘦又小，肯定干不了”。
随军家属们显然更需要一份适合女性来做的工作。卫生队队长提出建议，大陈岛上有许多野生菊花、金银花，家属们可以上山采摘下来，再熬制成药膏拿来卖。不耗费体力又是个细致活儿，大家都很认可。
说干就干，可熬制药膏要用铜锅，部队里没有，怎么办？有人提出，训练用完的废弃炮弹壳就是铜制成的，3个大口径炮弹壳有二三十斤，可以熔解后做成铜锅。但对部队而言，炮弹的数量都登记在册，即便是废弃的炮弹壳也不能随意挪作他用，必须要有相关领导的签字。
这个字，谁来签？
李吕金签了。当时，他正担任后勤处副处长。
但让家属们制作药膏的计划却戛然而止了——等铜锅快要制成的时候，金银花开的季节也过去了，没了原材料，铜锅也没了“用武之地”。而因为犯了个“明知故犯”的错误，在挪用炮弹壳单子上签了字的李吕金被通报批评。
但这之后，为随军家属们解决工作的事，受到了团党委的重视，部队派了一名营级干部、一名连级干部，专门负责皮鞋厂的筹备工作。1974年，八三二四八部队东海皮鞋厂诞生了。
部队还特意从海门请来了制鞋厂老师傅，手把手地指导工人们制作皮鞋。而这支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正是这些随军家属，董仙兰也是其中之一，主要负责给鞋面敲花，一件能挣5分钱。
开料、修剪、闭料、安装中底和鞋底……在老师傅的指导下，工人们“一下子就学会了”，一个多月后，皮鞋生产出来了。但这些漂亮的皮鞋，该卖给谁呢？
“那时候，负责筹备皮鞋厂的两名干部专程到上海、江苏的百货商场去推销皮鞋，人家一看，鞋盒子上写着‘八三二四八部队东海皮鞋厂’，哟，是军队里出来的皮鞋，那肯定没问题，都很热情地收下了，据说卖得还不错，皮鞋厂的业务也一直很繁忙。”李吕金回忆，但后来，这家开在大陈岛上的皮鞋厂，随着部队官兵的离开，关了门。
转业
1978年，部队要翻修营房。在此之前，只有一层的石头房子李吕金住了18年，那破败的房子全是泥土，即便天天拿着扫把打扫也还是不干净。
部队抽调了一个连的兵力，并组建了一个临时办公室，由李吕金主要负责翻修事宜。
岛上物资匮乏，盖房子要用的水泥都由船运送到码头，再由战士们一包一包地扛到驻地，作为负责人，李吕金每天都在前线指导工作。夏天，身上的汗水与水泥粉末混在一起；冬天，岛上寒风刺骨，战士们披着雨衣扛水泥……“一天下来，那人都没法看，从头脏到脚。”
海水汹涌，海风腥咸，从春到冬，从晴日到雨天，一包包水泥终于变幻成一幢幢崭新的房子，工程如期完工，临时办公室也随之撤销了。
1979年，李吕金被调任为廿五团后勤处处长，直至1984年转业。乘船离开大陈岛，波涛翻涌成白浪，飞溅起珍珠般的点点浪花，24年，似乎就凝结成了那么一瞬间。
“舍不得，我对部队有感情。”李吕金说，就连妻子，也在离岛时表现出了深深的眷恋。而海岛之外未知的一切，也让他感到迷茫，毕竟自己离开陆地，已经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