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曲家张可久作有一阕《仙吕·太常引·黄山西楼》：“黄岩秋色雨频频。楼上着闲身。凉意逼羊裙。更添得、砧声耳根。寒香吹桂，色苞绽橘，红日晓窗温。客至莫论文。只坐守、方山看云。”另有一首《中吕·满庭芳·黄岩西楼》：“风清霁宇，霞舒烂锦，云隐浮图。千岩黄叶秋无路，凉怯诗臞。玄鹤去空遗倦羽，白龙眠懒吐明珠。西山暮，凭阑吊古，无雁可传书。”

这两首黄岩散曲，笔致疏朗灵动，意境清虚迷离，正合乐府“凤头、猪肚、豹尾”。这六字之法，出自元代黄岩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辍耕录》引述乔吉乐府作法：“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

写于黄岩的这两首作品，体现了以诗词入曲所致的“雅化”特色。早期元曲质朴自然，充满生动率真的世俗气息。北曲南渐后，以张可久为代表的清丽派尚文究律、崇雅求丽，“句高而情更款”，使元曲终登大雅之堂。“短衣瘦马诗人”“诗翁健似当年”“洞天宽容我诗豪”“小阑干扶我诗臞”，张在散曲中每每以诗人而非曲家自称。抑或在他的眼中，曲便是诗、诗便是曲。《黄岩西楼》的“凉怯诗臞”就是又一个例证。

既然以诗为曲、以词绳曲，自然要讲究炼字，注意修辞，以求词章工丽。《黄岩西楼》开篇便是“风清霁宇，霞舒烂锦，云隐浮图”，三句互为对仗，工巧贴切，正是典型的鼎足对。而《黄山西楼》中的“砧声耳根”，用的却是列锦的修辞手法。张可久有“破帽深衣瘦马”句，致敬马致远的“古道西风瘦马”，两句都以名词短语铺排，皆为列锦文本的典范。张可久作有九首《庆东原·次马致远先辈韵》，每首小令均以“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结尾，以天真烂漫之语勘破世情，直追马曲的疏宕宏放，堪称曲中奇文。

诗化必然用典。曲中提到的“羊裙”，典出《南史·羊欣传》：“欣长隶书。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欣尝夏月著新绢裙昼寝，献之见之，书裙数幅而去。”后以“羊裙”指称文人间相互雅赏爱慕。姜夔《凄凉犯·闻马嘶》结尾云：“漫写羊裙，等新雁来时系著。怕匆匆、不肯寄与，误后约。”张可久《黄岩西楼》末句亦称“无雁可传书”。白石词清峭拔俗，空灵澹宕，张炎《词源》称其“如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张可久对姜夔青眼有加，在散曲中对姜词常有引用化用。“解流水高山子期，制暗香疏影姜夔”，张曲清幽萧疏，确实有些姜词“冷美”的况味。

张可久的散曲笔触细腻，声色相融，融情入景。两首黄岩之作中，黄叶、红日敷色鲜明。黄叶既以伤秋，亦是“渐老伤年发”，而红日则寓意着新的希望。远处传来的捣衣声，让长年漂泊在外的游子不禁怀乡思妻。秋上心头便为愁，两处“凉”字，再加“逼”与“怯”，可见羁旅中的曲家对于季节变换是何等敏感，也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孤愁、凄苦与无助。而一个“温”字，又让曲调变得宽和雅正，曲意也变得愈加丰富。《黄山西楼》“寒香吹桂，暗苞绽橘”二句，除了表明时节已近中秋外，善写花木的张可久着意借用了桂与橘的意象。

宋人常以桂花的馨香芳洁暗喻幽隐与忠贞。张炎的曾祖张镃筑园名为“桂隐”，并赋《桂隐纪咏四十八首》，杨万里诗称“只今张桂隐”。张可久无力归隐，“吏隐”只能是他无奈的现实选择。元末诗人杨维桢《联句书桂隐主人斋壁》云：“仙人一去橘破斗，小山重招花作金。”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自屈子《橘颂》之后，橘树便成了独立不迁、坚贞不移的最好象征。张九龄贬谪后作《感遇》，其七曰：“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以桃李的阳艳喧闹，反衬丹橘的寂寞高洁，冷然一问，道出了失意寒士深隐悲愤之中强项不屈的本色。

唐宋以来，黄岩便称橘乡，境内九曲澄江如练，夹岸橘林似锦。黄岩人陈景沂编著《全芳备祖》，称橘“生于黄岩者，尤天下之奇也”。戴复古有诗云：“霜后思新橘，梦中归故山。”家乡的丹橘，成为游子乡思的寄托，也蕴含着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张可久出身儒士，又深受道家与禅宗的渗透浸润，这两首散曲中的“羊裙”“浮图”与“玄鹤”，正是他儒释道三家融合的自然流露。因此，这两首小令写得平和从容，既有道家的幽远静寒，又见禅宗的空灵澄澈，字句间的缕缕愁绪，透露出淡淡凄凉，又期许着些微希望，余韵悠长，殊为蕴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