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还上小学。忽有一天，父亲从区上回来，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腰塘乡有个出口成章、落笔生花的诗人去世了，他叫吴汶，满金清街的人都来送，那个场面真叫轰动，做父亲的也希望你能成个这样妙笔生花的人。父亲说这样的话，一是因为我太懒，太不争气；二是也因为他对文人的向往与尊重（他给我的名字可见一斑）。父亲大概认为与我说也是白说了，说过后，不再放心上。可那一刻，我懒散成习惯的心里竟然生出一念：我也要做个诗人，要让父亲看看，我不是个没用的懒人，不是个只会贪吃懒做嘴唠叨的人。后来，就是这样一个被父亲树立到我记忆里的榜样激励了我，多年后，我也能写出一点文章来，可父亲在我写作初露端倪的时候就去世了。

没想四十年过去，我竟能为吴汶先生做点事，为收集与展出他生平事迹出力，为他撰写一点评价的文字，走访先生家人，实在荣幸。我顿感自己可了父亲当年所望，所以，当我做这些事情的每一天都觉得父亲在看我。

吴汶（吴文），金清腰塘吴家里人，生于1910年，爱国诗人、教育家。

吴汶先生一生爱国爱民，在多数作品中表现时代的热潮，有高涨的抗日救亡、保家卫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爱国激情。先生于1929年就读于白马湖春晖中学，在“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的影响下，延续了“五四”精神，尤其，受王任叔（巴人）、夏丏尊等老师进步思想的直接影响，热心投身于反专制、反暴政，崇尚民主、自由的潮流。他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期间，积极参与进步学生运动，团结进步青年，在校主编《复旦文艺》因言论左倾，而被反动派追究，甚而与妻张佩玉（张菱子）逃险避难。1936年，先生的自由诗《自画像》发表在上海《文学大众》“九·一八”五周年纪念特刊上，其中有诗句：“你的心头有铁石相击的火光，你的心头有不断的殷红的鲜血；火光会绽成时代的花苞，鲜血会冲破恐怖的白色。”极具鲜明的革命主义色彩。同年，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他怀着满腔敬意参与了送葬。1951年1月23日在《大公报》上，先生发表了新诗《孩子，祖国在召唤——为君儿参加军干校作》，诗中有句：“你将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丹娘，你将是古中国史诗里的木兰，孩子，爸爸把你高高地举起来献给祖国，爸爸有珂勒惠支画像中的母亲的勇敢！”……

吴汶先生一生积极投入教育教学事业，热心扶助进步青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毅然放弃学业从日本回国。为解决京沪一带回黄岩避乱学生的学习问题，他积极参与战时补习高中的建设，成立了上海君毅中学黄岩分校，担任校长。解放前，他曾任温岭县立中学、黄岩县立中学等校长13年；解放后，在天台中学、台州中学任教15年；花甲之年回乡，仍不舍教育事业，在四新中学（现蓬街）又执教了4年。

吴汶先生一生呕心沥血于诗文创作。自15岁去江阴就读途中，先生就哼出“万顷银涛阔，春风江上多。凭栏年少客，拍手发狂歌。”至72岁辞世，孜孜不倦于诗文。先生即使历经多次政治迫害，在苦难岁月里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留下了《碧箩书屋誊稿》《晚晴集》《晚晴后集》等三百多首古体诗词。尤其，在1932年出版的（1935年由中国诗社再版的新诗集《菱塘岸》），在诗界影响甚深——这是台州最早出版的新诗集。1930年，他在施蜇存主编的《现代》上，先后发表过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妻的梦》《夜归》和接近现代派的《七月的疯狂》三首诗。（2011年常立出版《浙江新诗史》中专辟一节介绍先生及作品：《吴汶——“独自寂寂地怯着春寒”》，与徐志摩、戴望舒等名家同立）。就是新诗发展到今天，他那些发表在《现代》上的诗，他的《菱塘岸》，读来仍然清新，自然，活泼，富有情趣。先生在日本东京大学读研期间，经常与郭沫若切磋诗文。后辈著名诗人、出版家、翻译家屠岸先生对先生极其推崇，称他为“很有才华的优秀诗人”，称他的诗作是“古典的抑制的典范”（卞之琳所提的概念）。屠岸先生受其影响，曾经模仿他的诗写了几十首。

吴汶先生一生清贫，为国为民，为教育事业、青年的进步散尽钱财。晚年，先生居住老家吴家里，虽然一生受政治风波伤害不止，仍不听夫人苦劝而笔耕不辍，亦教儿孙们舞文弄墨，吟诗读画；虽然没有工资养老，生活极其窘困，仍童心不泯，一闲下来就与孙辈游戏玩乐。此时，他已经贫困到在街头代写书信糊口，但口袋里若有一点钱，又慷慨资助于邻里，最终，自己因病无钱得到好的治疗，于1981年3月9日（农历）去世。去世时，连棺材也买不起，学生徐葆初等同学自觉集攒为其安葬。实为可怜，可悲！一代文星暮年如此苦状令人唏嘘，垂泪。

而进入新世纪十多年后，先生的老屋因儿孙们各自迁出，成了遗留的违章建筑，屋内所存文墨书籍均被破坏。先生文墨的散失，的确是浙江，是中国文化界的损失，实在惋惜，可叹，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