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建永

梳理台州书院历史，基本可以了解台州的教育史，进而看清台州文化发展的脉络。（详见4月11日台州日报第3版《台州书院巡礼》）

那么，台州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的印象是气节。这气节，就是任旭的不愿同流合污，就是二徐的孝行和名节，就是朱子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就是方孝孺的“硬头颈”，就是齐周华的与皇帝讲道理，用鲁迅的话总结，就是“台州式的硬气”。

这个气节，是至正至纯的精神和品质，容不得一点瑕疵。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修身养性，止于至善；体现在外物和处世上，就是以是为是，以非为非，阴谋、权术，都非正道。台州历史上不乏耿直之士，仙居县还有“御史故里”之称。御史干吗的？主要一项工作就是“挑刺”，纠错。

但是，客观地说，以此为立身标准，道德文章好做，官场难混。南宋中期，永嘉事功学派曾在台州很有影响力，但到南宋晚期，随着上蔡书院创办，杜范、车若水、黄超然等人崛起，理学又占了主导地位。

纵观宋后台州历史人物，能臣不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权术和气节取舍上，许多人不屑或不擅权术，宁可不做官，宁可政治上无所作为，也不愿气节有所折损。

阳明心学影响之所以如此之大，就在于强调个体“修善”的同时，也强调事功。他说“致良知”，说“知行合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不但说得好，还要做得好，做出成绩。他身体力行，要理论高度有理论高度，要政绩有政绩，要军功有军功。即便是这样，王阳明也常常处于猜忌和攻击之中，必须用智慧化解。惟有对自己信奉之道，王阳明一以贯之。临终之际，当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坦然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阳明心学传入台州后，台州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慢慢扭转了重“气节”轻“事功”的风气。先是，谢铎的理学特点是重“躬行”，是修身的。黄绾“艮止之学”，是一种“折中主义”。金贲亨的学术观点，也是在修身上，忠孝节义大于一切，《台学源流》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只有到了明朝中后期的王宗沐这里，“事功”才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体现在政绩上非常明显。受这种学术思想影响，他的儿子王士琦，是援朝抗倭的名臣，为扭转战局起到关键作用，战争胜利后，朝鲜君臣感激不已，之后多次写信感谢。侄子王士性为官游山两不误，用脚步丈量祖国山河，写成《五岳游草》《广志绎》《广游志》等理论性地理著作，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鼻祖。到了晚明，陈函辉政绩卓著，却迟迟得不到提拔重用，他极为不满，反其道而行，酒客上门，日日欢饮，姬妾几十人，歌舞不绝。这放在之前，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台州士人、理学家，无论如何遇挫，也不会做出这等污名毁节的事情来的。然而，陈函辉心中仍是矗立着大义、大节，明亡后，他倾其所有，辅助鲁王抗清，复国无望后，以身殉国，绝不苟活。

到了晚清，王棻接续台学，著书《台学统》100卷时，又回到了老路上，“气节”成为压倒性的论人标准。

他的学生王舟瑶，在1902年被聘为上海南洋公学学监，协助总教习蔡元培教学和管理。之后，又与吴汝纶、张鹤龄、李希圣、辜鸿铭等一同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教习。他撰写的两本讲义风靡一时。他放眼世界，看到传统经学有“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之分，对西方史学重“民史”非常敬佩。在京师大学堂，他与汪荣宝、屠寄并称“京师大学堂三教师”。以他当时的声望和平台，完全可以成为蔡元培这样的人物，或者一代国学大家。可惜的是，清亡后，他以遗老自居，遁入“后凋草堂”，圈于“潜园”之中，不问政事。

眼界开阔如斯，尚且如此，同辈喻长霖（清朝榜眼）、章梫等更不必说了。他们作为前朝种出的“奇葩”，流连于文人雅集，舞文弄墨，对军阀混战，九州动荡，已全然不顾。虽无“一死报君王”的愚忠，也基本同于“袖手谈心性”的无所作为了。

历史的惯性，强大得可怕。

只有比他们晚生二三十年，没有中过清朝功名、任过清朝官职的人，才没有清亡如丧考妣的悲痛，能轻松摆脱惯性的锁链，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故我们看民国台州风云人物，又是另一番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