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校门即是西校场，穿过紧贴着县少体校篮球场北侧围墙的那条黄土小道，沿着上水洞路东去，经过县前街，斜穿北门街，从朝西的后门进入大会堂院子。
这是当年从温岭中学去往温岭大会堂看电影，我无数次走过的线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水洞路，沿着一条窄窄的溪流顺流而下，每天都有附近居民蹲在溪边洗洗涮涮。沿溪民居的烟囱从老旧的青砖墙里探出来，时有袅袅炊烟吐出。经过县前街口，左侧拐角是我们经常要去买米的粮站，我拿一个小布袋，带上粮票每次去买十斤米。肚子里油水少，米吃得快啊，每过个把星期就要去那儿一趟。米柜立面上有一排半圆形拉手，师傅攥住那个“10斤”的闸门拉手用力一拉一推，经过计量的米就顺着四十五度角的铁皮滑道倾泻而下，我已早早地将米袋布控在从柜台里伸出来的滑道底端，将一堆属于我的大米一粒不剩地纳入袋中。
记得学校一般是两三个星期会有一次大会堂的包场，如果按这个频次计算，一个月两场，三年下来有五六十场之多，加上假期、周末看的，估摸着三年看了近百部电影。在学习紧张、信息闭塞、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电影给平常的日子增添了色彩，其呈现的故事、宣扬的意识、艺术的成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并塑造着年轻人看世界、看人生的视角、态度和品位。
赵班长分发电影票公平公正，众目睽睽下，他把整版的票撕分开来，将印有座位号次的正面朝下、盖着时间印戳的背面朝上，像洗扑克牌一样打乱，然后顺位发下来。领到的票有晚上第一场，也有第二场，位置有好也有差，大家有中彩票般开心的，有失望叹息的，还有协商着寻思互换的，教室里好一阵热闹。
至于当年具体看过哪些影片，从片名到内容，大多已无记忆。但是，还是有一些影片和情景印象颇深。
刘晓庆主演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这一历史题材的恢宏巨制，应该是入学第一学期看的。记得此前一天，我们带着方凳在教师宿舍楼前的小操场集会，坐在一排单杠前，阵风卷起地上的泥沙在空中飞舞，教历史的金老师就着偶尔会发出刺耳啸叫的高音喇叭开讲，从还原历史角度，为我们讲解这两部电影的历史背景，引导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史、更好地去欣赏影片。金老师是一位有才又幽默的老师，高个眼镜、朴实衣着，说一口自带腔调的普通话，应该不是温岭当地人，偶尔会学几句并不地道的温岭话，听起来有趣而滑稽。讲到马克思生日，他曾在课堂上说，马克思诞生、《资本论》出版，给了资本家“一刮一刮”两个巴掌，打得“嗯嗯”直叫。“18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日”，无需刻意、终生铭记。
《高山下的花环》是对越自卫反击战题材，那场仗打得惨烈啊。第二天语文课堂上，黄老师发问，大概意思是，影片最后一幕，一群战士赤裸着上身，躬身在一个池塘里洗澡，银幕上露出了小伙子们结实的后背，问我们这个特写镜头有何寓意？我是一头雾水，会有啥寓意呢，战场上摸爬滚打流血流汗的，见到水塘大家忍不住跳下去一洗为快呗。经过一番试错、猜测和老师的循循善诱，后来有人答道，“通过展现战士们的后背脊柱，来表现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我一听当时愣住了，从战士的背脊联想到民族脊梁，太了不起了，竟然有这么厉害的同学。黄老师对这位同学大为赞赏，连声说：“好！好！这个同学好！”可惜时隔久远，已记不起到底是哪位同学给出如此既有家国情怀和政治站位、又不失文学色彩的绝佳回答。
那些年武侠热，我痴迷武术，会经常光顾北门街邮电局门口的报刊亭，除了会翻阅那册32开本薄薄的半月刊《辽宁青年》，更多时候是注目于《武林》《武术健身》《精武》杂志，有时会从有限的生活费中省下零钱买回一本。一批武打电影自然也吸引到我，《自古英雄出少年》《南拳王》《木棉袈裟》等等，其中全国南拳冠军邱建国主演的《南拳王》，故事虽已淡忘，但邱建国虎虎生风的南拳、底盘扎实而刚劲迅捷的上肢动作、壮实的身板和刺刀般锋利的眼神，至今仍然以一幅力量美的画面呈现于眼前。《木棉袈裟》有插曲道，“看刀光剑影、谁说佛门清净，杀他个遍天昏”，除暴安良、豪气满腔，看过电影后挂在嘴边哼唱了好一阵。对，除暴安良，这是那些武侠电影故事的一个基本逻辑。
我还记得，某一个深夜，大会堂在数年之后，把曾经轰动一时的《少林寺》拿来再映。虽然新片上映时我已看过数遍，但当初那种被银幕上一场接一场的武打场面和身怀绝技的十三棍僧之气势完完全全地震撼到、那种“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举起鞭儿轻轻摇，小曲满山飘”和“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美好意象、那种视觉听觉强烈冲击留下的深切而从未有过的体验，促使我在数年后的那个深夜再次走进大会堂。然而我清晰地记得，那一遍的观感是失望的，完全没有了初中时的那个暑假，我顶着烈日骑行二十多里进城观看时的强烈体验。
《少林寺》新上映时，盛况空前、火爆异常，从凌晨播放到深夜，一场接着一场，但仍然场场爆满、一票难求，今天看来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拷贝要在大会堂和温岭电影院两处播放，因而还得不停地“跑片”。记得有一遍，我是凌晨五六点钟坐在大会堂二楼观看的。室外已经有些光亮，大会堂南北两侧十来个大玻璃窗，用高处垂挂下来的大块幕布遮光，木头的楼梯楼板，长条的木凳，距离头顶很近的大吊扇，被一个铁丝防护网倒扣着罩住，使劲地转动，发出呼呼的响声，同时还能听到背后放映室里放映机转动发出的嗞嗞声，和换片时两台机器切换操作噼噼啪啪的声音。
温岭大会堂是那些年全县最重要的集会场所，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根根粗壮原木拼接而成的屋顶“人”字架，构筑起一个偌大的空间而无需一根柱子支撑，高高地塑在门头上的水泥五角星，给人以高大庄严之感，县两会等重要会议均在此召开。直到上个世纪末，在许多温岭人心中，大会堂都算得上是县城的一个文化地标。
我唯一一次到大会堂开会，而不是去看电影的经历，是学校组织去听一个演讲。演讲的内容已毫无印象，却记住了那个身披风衣的演讲者的名字——李燕杰，只因为此名与武术明星、《少林寺》主演李连杰相差一个字。后来知道，李燕杰是一位活跃于全国各地、在广大青年中有着不小影响且被舆论聚焦的教育演说家，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应该是他的高光时间，随着时光流逝，后来逐渐沉寂，现已经于几年前去世。
淡去、退出、告别，当完成了自然、社会或历史使命，然后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这是包括生命在内的万物之宿命。就像那些年看过的每一部电影，即使有过高光闪亮和热烈辉煌时，但终将落幕散场去。
那些年，放映一部电影之前，往往先给播放一个二三十分钟的短片，现在看起来颇有点“买一送一”的意思。短片的内容有专题新闻片、纪录片之类，通过这个环节，我曾看到过某一年我国运动员参加新德里亚运会的纪录片，看到过当年刚刚被发现但尚未开发的九寨沟自然风光介绍。太漂亮了，怎敢想象，有一天能有机会亲身去到那遥远的川西高原，零距离感受大自然的五彩绚丽。当然，到了数字化时代的今天，到了全民直播时代，通过纪录片来传播和介绍体育赛事，早已成了过去式。
有一组日本系列电影，名字叫《寅次郎的故事》，是关于主角寅次郎的一个个生活小故事构成的系列，上学那几年过一段时间会上映一部，过一段时间会再来一部，看得既亲切又感人。寅次郎是一个憨憨的、十分善良、乐于助人的城市平民小人物，其人物形象我脑子里依稀还有，其中有一部讲述的是关于他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故事，记得电影结束后我还曾为他落寞、为他惋惜过。
凡人故事、市井烟火，不知不觉中让观看者融入情感。
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演绎高加林、巧珍的人生故事，这大概是那些年让我们这一拨青春年少者，第一次真正走进成年人精神世界的一部电影。干涸贫瘠的黄土高坡，沟壑深深，向往城市文明、渴望改变命运的梦想，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命运沉浮和不屈的挣扎，看得人心情沉重、压抑。多年后的一次机会，我到了位于宁夏腹地的镇北堡影视基地，参观了重现的《牧马人》《人生》部分场景，瞬间就被带回到了《人生》剧情中，眼前浮现出高加林失望、无奈和不甘的复杂表情，令人心生感慨。
置身时代大潮，个体命运就如沧海叶舟，谁主沉浮？
《茶馆》是在一个北风乍起的冬夜看的。电影结尾，昏黄的灯光下，风烛残年的王掌柜缓缓地抬手，一把把向空中抛撒纸钱，发出绝望的喊声，步履蹒跚向屋内走去，任纸钱随凄风乱舞。这阴冷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影毕、夜深，从继光路的大会堂正门出来，往虎山脚下走去，人民西路清冷的街道杳无人影，街路两侧门壁森严，昏暗的街灯透过晃动的悬挂物照过来，忽明忽暗，我们的身影也在地面上忽长忽短地摇晃变幻。经年累月被人们用双脚磨得发光的石板路面，幽幽地泛着青光，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经过县前街与人民西路交汇的丁字路口，那个用来张贴影讯和海报的牌坊，高高地竖立在暗淡的光影里，粘贴其上的那张印有《茶馆》剧照的大幅海报一角已经剥落，旁边还有一张白纸黑字，其上勾划着血红色对号的死刑犯判决书，冷风袭来，一阵寒颤，起翘的海报在寒风中扇动着、拍打着，让人久久地沉浸在电影剧情和着寒夜而来的阴森沉重之中。
数十年后，能够依然清晰地感知体味当年那一幕的阴冷、萧瑟和沉重，我想，这大概就是名著、经典的魅力所在和不凡之处。
物换星移几度秋，沉思往事立残阳。三四十年间，城市在经济起飞、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中不断扩展更新和蝶变，现如今，偏居一隅、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大会堂早已不再放映，孤寂落寞替代了昔日的人头攒动，低矮屋顶破旧院落畏缩在四周的钢筋水泥下，尽显破败、卑微，完全无法想见记忆中的庄严高大。虎山脚下的校园已经名花易主，断头换面的上水洞路早已烟火不再，西校场更是无从寻觅，只有大会堂门口那堵依然伫立的厚厚砖墙，以及墙上两个顶端弧形的售票小窗，似乎还在依稀地诉说着，那些年这里曾经的拥挤和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