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来小学毕业足足20个年头了，前阵子，一小学同学说起，许久没见小学班主任胡惠芬老师，想着一起去探望一下，后听闻老师新冠阳康后身体还未调理好，讲话声音很轻，不方便见学生。

胡老师其人

胡老师一米七的个子，炯炯有神的双眼，对学生严管厚爱，对事业追求极致，纯粹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生活非常朴实。本是知识青年下乡，婚姻、事业都在黄礁，扎根黄礁中心小学几十年直到退休。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乡下中年教师，普通话多多少少带点口音，胡老师的普通话却极为标准，据说是为了语文教学需要推倒重学的，这只是她事业追求极致的一个缩影。胡老师对于书写的要求极高，她的授课板书和作业批注都像印刷上去的，农村学子从小能在字正腔圆的环境成长，是颇为幸运的一件事。

胡老师从低年级教写字开始就要求学生工整书写，也用她独特的方式给我们灌输“字如其人”的人生哲学。她不支持学生使用自动铅笔写字，因为传统铅笔写出来的字比较有力量感；她也不喜欢学生用自动卷笔刀，一来为了锻炼学生削铅笔的动手能力，二来避免学生把注意力浪费在摆弄文具上，抑或是在铅笔达不到自动卷笔刀工作长度时，就随手扔掉，从而减少攀比和浪费。

她是出了名的严格，以至于很多人没注意到，胡老师是个多才多艺的老师。她精于音律，教学生涯早期还兼教过音乐，虽然常年受咽喉炎影响，唱歌只能唱一小段，但是每当她弹起风琴唱起歌，那悠扬的歌声琴声，便是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然，也和很多班主任一样，她也时常把音乐课变成语文课，那台木质风琴也随时光缓缓老去，像音乐课一样摆放在教室的一边。

漫漫园丁路

记得小学时，胡老师总是在周六上午、寒暑假初期，把全班同学叫到她家做作业。胡老师夫妻俩都是教师，两间房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大大小小的桌凳，甚至连手拉车扶手、楼梯台阶都围满学生。同学们做完作业，给老师批改订正完就能“放生”玩耍了。

这样的“集体小灶”一开就是数年，她从来不收取任何费用，却经常留邻村路远的学生在家吃饭。她的家俨然成了我们的第二课堂，在胡老师的教育下，同学们对待学业、作业普遍比较认真，对于需要背诵的课文、诗词，也从不打折扣。

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学校的教学设备很简陋，仅有的教学投影幻灯机，老师们也舍不得长时间开。胡老师准备的投影课件可谓一绝，她绘制的透明幻灯片，图文并茂、色彩斑斓，投在白色幕布上，是无数个日夜伏案的打磨和呈现，精心滴灌进学生的求知心田。

在那个注重成绩的年代，胡老师也不放松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班级里的文艺积极分子几乎都是校队主力，唱歌、朗诵、小品、三句半，从选材、组队、排练到演出，她全程亲力亲为，对于不够到位的细节，往往能练上十遍，甚至几十遍。

难得师生缘

我比同龄人早一年入学，记得一年级第一课选班干部时，胡老师说哪位同学坐得最端正就给谁当班干部。我清楚地记得坐在前排的自己绷紧全身，随着老师目光的检视而忐忑不安，更想不到老师直接点我当班干部，而后几年悉心培养。

当班干部的要求自然比其他同学更高，胡老师对我书写的严厉程度一度达到了“苛刻”的程度。记得有一回在老师家潦草交作业，胡老师眉头一皱要求重写，我悻悻地羡慕那些得以顺利过关的同学，不情愿地重抄了一遍交给老师，老师看了眉头又一皱：“还是太潦草了，重写。”

就这样退回重写六七遍，留下来的学生越来越少，等到只剩我一人的时候，终于勉强过关。那天的阳光比较刺眼，走出老师家，眼眶里的泪水再也收不住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师对我这么严格，一路大哭回家，说什么都不要读书了。

后来父母带着我来到胡老师家，跟老师说后，胡老师安慰道：“是不是对你太严格了？”我点点头。“那老师以后对你要求不那么高了好不好？”从这之后，我对写字丝毫不敢怠慢，她对我的关心也依然不减。初高中去临海读书后，我很少回去看老师，胡老师多半是在和我母亲碰面闲聊中，得知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偶遇胡老师

兔年正月下旬，我陪同母亲去台州中医院打针灸改善睡眠，正和医生交流时，针灸室出来一位包裹严实的人，上来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母亲，轻声叫出我名字。我和母亲迟疑良久，完全没想到会偶遇胡老师，直到她摘下围巾，我们才认出这位曾经对我高标准严要求的恩师。

退休十余年，胡老师除了头发花白不少，容貌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看起来也是红光满面。胡老师无奈道出自己体弱怕冷，胃口也不好。本想带妻子给老师上门诊疗一下，胡老师连忙拒绝，也不透露现在住在哪个小区，说自己学生从事中医的也有很多，但不想我们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她总是很操心，却不愿麻烦别人一分。胡老师不停地向医生介绍我这个学生，对我的成长往事如数家珍，却坚决不同意我送她回家，说等自己身体调养好后，再主动见同学们，随后坐上门口久候的何老师后座，伴着暖阳缓缓归去。

都说好的老师能够影响孩子的一生。每当他人问起我是否学习过书法，我回答“没有”之后，总会提起当年胡老师对我的严厉要求，有那么个平凡而伟大的启蒙老师，以身作则、善待他人，把全部心血倾注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