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黎 /讲述
台传媒记者 陈伟华 记录/摄影
11月5日上午,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安黎,在路桥区图书馆为爱好散文的读者带来一场讲座,题为《散文是求美的艺术》。记者撷取精华,记录如下。
在文学的谱系里,散文这一支脉,类似于五谷杂粮,既体量庞大,又内蕴庞杂。就我对散文的理解,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真、善、美、新”。
散文的“真”
散文的“真”,指的是取材之真、书写之真、情感之真。比如取材之真,要求所写的对象,不是源于虚构和臆测。这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一人一事,还是一地一景等,都是客观存在的。
取材之真,是散文的立身之本。想象的东西,与真实存在的东西,给人带来的冲击力和感动,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书写之真,就是要同等尺寸,而又极尽客观地描绘事物,一切以事实为基础和依据。在创作时,不夸大和不缩小事实——不能把老虎画成猫,也不能把猫画成老虎,更不能颠倒黑白和指鹿为马。而形成书写不真的原因,既有主观意念的驱动,也有文学能力的不足。其中,后者为主因。很多作者由于磨砺之功欠缺,导致笔力不逮,尽管有书写之真之初衷,却无书写之真之能力。于是,或许取材是真实的,他们也在努力地表达真实,但笔下的文字,却难免变形走样,给人留下虚假与虚浮的感觉。
情感之真,则要求作者的情感是真挚和饱满的,是忠实于自己内心的。爱是真爱,恨也是真恨,不掺杂任何虚情假意的成分。
作者的情感是否真实和真切?这如同饭菜的味道如何,读者品尝一口,就能确切地知道,决然骗不了人。如果作者写什么,连自己都无法认同和感动,却妄想感染读者,这无异于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
由此我想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它逼真地呈现出底层社会的本相和困境,被人广为传颂。文本抓住蛇毒与苛政之毒的联系,巧用对比,通过捕蛇者与毒蛇之毒来衬托赋税之毒,突出了社会的黑暗。这篇文章笔锋犀利,文情并茂,堪称散文中的杰作。
散文的“善”
散文的“善”,指的是作者的写作初衷,是充满善意的;作品的价值指向,是蕴含善光的。它使我想到鲁迅的散文《一件小事》,真中就包含着善,对底层百姓的同情跃然纸上。
作者在写作时,不是受人雇佣和驱使的,不怀有媚世获利的私心杂念,而是带有高尚的动机,遵循着公义公理,秉持着道德良知。因此他笔下的文字,是粮食,而不是毒品;是清泉,而不是泔水;是照彻人心的灯盏,而不是蛊惑人心的鬼火。
当代作家,可以从古代典籍中汲取营养,但要比古人站得更高、望得更远,以更广的视角和更大的胸怀,来极目天下和悲悯苍生;并以更先进的文明坐标,来构建和定位自己的价值谱系。
什么样的散文,才称得上是善的散文呢?我以为,隐含人类的共有价值、具有博爱意识,并遵从人性的散文,就是善的散文。
善的散文,一定会把人当人一样地尊重,而不是把人当作某种工具和棋子,并以此为切入点,来挑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纷争;也一定是把世间万物,当作与自己相依相偎的生命共同体,给以爱怜和护佑,而不是践踏和征服。
善的散文不在于写什么,重要的是看怎么写。取材并不能决定散文的大小,唯有作者的精神操守、精神格局,以及艺术素养,才是作品大小的核心要素——写大人物的未必就是大作品,写小人物的也未必就是小作品。有人执著于写大人物,却把自己越写越渺小;有人不懈地写小人物,却把自己越写越高大。
长话短说,善的散文,一定是有温度、有道德、有人性光辉、有人文情怀的散文。
散文的“美”
散文的“美”,有两个层面:一是精神气象上的立意与主旨之美,即散文是有高贵格调的,是有优雅志趣的,而不是低级下流的,不是粗野庸俗的;二是艺术操作上的精益求精,以及别具匠心。
作家的叙述方式或许各有千秋,但无论怎么写,都不能粗俗,不能让人读之反胃。如果小说像是一个杂货铺,那么散文就像是一家讲究档次的专卖店。美的散文,既有真,又有善,同时还有无比美妙的书写,比如屠格涅夫的笔记体散文《猎人笔记》等,就值得一读。
一个人只要衣冠整洁,精神高尚,无论其相貌如何,都能获得他人的肯定与尊重。但散文却不同,它对肤色、容貌、仪表、仪态等格外地在乎。有好的内容,却无与之相匹配的良好表达,依然难以称其为优秀的散文。
思想与艺术,是所有文学写作中,不可或缺的两条腿,唯有长短相谐,粗细相当,作品才能端庄挺拔,气宇轩昂。
美在散文中,主要体现于结构,是否别出心裁;文脉气韵,是否贯通流畅;叙述基调,是否起落有致;遣词造句,是否精确精妙,而又有滋有味。
孙犁先生曾说,要写好文章,“一是要把话说对,二是要把话说好”。那么话如何说,才算精妙?我的答案是,既要在语言的精确化上不遗余力,又要在语言的妙趣横生上下足功夫。
语言与人一样,都是有性格的。比如有的语言轻狂,有的语言沉郁;有的语言像老妇一样絮絮叨叨,有的语言像演讲者一样激情澎湃……我认为选择哪种语言,都不成问题,问题则在于能否把自己选择的语言方式,修炼到极致和磨砺到最佳。
散文的“新”
“新”指的是新意和新颖,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要“不一样”。
与谁不一样?当然是与其他写作者不一样——与古代作家不一样,与当世作家不一样,与外国作家不一样,甚至与自己最为偏爱和积极追随的前辈作家,也不一样。杜甫若和李白一样,就没有了杜甫;柳宗元若和韩愈一样,就没有了柳宗元;卡夫卡若和契诃夫一样,也就没有了卡夫卡——每个写作者,都是在反复的寻觅中,甚至在不断的试探和试错中,开垦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学庄稼地。
唯有“不一样”,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突现自己的坐标。这样也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拥有创造的属性和传世的价值。
文学是不能集约化生产的,不能像流水线上的产品那样模板化和标准化。
我认为“不一样”,就是散文的个性。散文的个性,是作家创作个性的外化与彰显。散文有无个性,这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尺。个性,就是文章的特征,也就是这篇作品、这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品、其他作家的相貌气质与血肉魂魄。任何一部经典,都带有创新的意味,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时之所以很轰动,其很大的原因,在于作者没有沿袭套路,而是从选材到书写的角度,以及叙述的方式,都带有创新性。
散文之“新”,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精神理念之新、发现之新、写作角度之新和语言之新等方面。它既不邯郸学步地重复他人,也不暗度陈仓地重复自己。
当然,追求散文之“新”,也不能陷入误区,把“新”理解成怪异或故弄玄虚。如果用一些生僻的词语,或把语言进行一番颠三倒四的重新组装和搭配,就是所谓的“新”了,那么就大错特错。我认为真正的“新”,是自然而然和素面朝天的,还是让人看不出却又能强烈感觉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