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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叫刘伟的人多了去了。

我要说的刘伟却只有一个，他是光明日报副总编，我的顶头上司。虽是领导，我一向直呼其老刘，他倒从不以为忤。我与老刘相识13年，特记几件琐事，以自娱娱人。

一

老刘是个好人，好在从来把部下当朋友。

2010年3月，光明日报河南站站长刘先琴来电话：新华社人事局局长刘伟调光明日报任副总编，一个人品文品俱佳的资深媒体人，在同行中口碑甚好。

放下电话，我拨通了新华社浙江分社好友潘海平的电话。

一提刘伟，海平的声音马上高八度飙升：

“老刘？好人啊！”海平，其人妙可，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流溢着幽默。此时，他悬河决堤，开始滔滔。

“我援藏时，他是西藏分社社长，对我很照顾。老刘人厚道，分社上下跟他关系都好。他有个特点，别人送他东西，他会随手送人。他调总社人事局局长后，我去看他，带了半斤新茶，临别，他要还礼，可找遍办公室没有合适的，想了想掏出钱包，把里面的东西全掏出来，说：‘这个钱包不错，送给你。’这是一个西藏牦牛皮皮夹，质量很好。我开玩笑说：‘老刘，你何不连里面的东西一起送我？’老刘认真想了想说：‘这不行，里面的东西不能给你！’哈哈，这样的人你看有多可爱！”

小事一桩，我却印象深刻，未见面，我对老刘已有好感。

及至见面，我对老刘印象更佳。

老刘上任后首次来浙江，去的是温州，我赶去作陪。那天到时，一光头大汉正在手舞足蹈，是海平。

海平绘声绘色面对的男子，个不高，苗条挺拔，脸精致，五官恰到好处地各守其位，英俊，儒雅，文质彬彬，但一脸胡楂子，却透露出些许雄性勃发的侠气。

是刘伟。

“刘总！”我上前招呼。

“叫我老刘！”他淡淡地朝我颔首。

我进光明日报的上世纪80年代，报社上下对总编辑一律不称职务，老杜、老徐、老王或直呼其名。后来是新世纪新气象，风向变了，改称老总了，我虽留恋过气的风气，但不得不随行就市。现刘总不让我称总，故作谦虚？我未敢冒昧。

从此我直呼其老刘，13年未曾改口。

老刘宽厚，单纯，人缘好，友朋遍及西藏，他慷慨仗义，重情轻财，朋友大都视他如家人。海平说，老刘的朋友到老刘家从不分你我，到处找吃的找玩的，看到好吃的吃，好玩的拿走，不用征求老刘意见，老刘倒也真没意见。

二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则使我对老刘产生敬意。

2013年5月，同事潘剑凯找我，他说报社要调他出任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他征求我意见，去还是不去？

浙江记者站长期就我和潘剑凯两人，我们共事18年。2012年，我辞去站长职务，他接任。他站长位置还没坐热，报社来调他了。

调他的是老刘。

出版社社长朱庆突然调走，社长位置空缺。作为分管人事的副总编，老刘推荐了小潘。

“当然去！”我说，“光明日报出版社在中国新闻界出版界很有影响，应该去！”

随后老刘来电向我征询意见，我当即表态：“潘剑凯担任出版社社长非常合适。一，他学识渊博，读书多，在知识上能胜任这一工作；二，他长期研究经济，在驻地记者中，他的经济报道非常出色，出版社领导必须懂经济，会管理，他能胜任；三，他善于社交，在浙江朋友遍及社会各阶层，这是出版社社长所必须的，他到这个岗位肯定能干好！”

“没想到老刘会推荐我。”小潘感慨，神情有些感动。“我与他交往不深，有几次我还因为不同意见当面顶撞他，没想到他一点不介意，反而推荐我，老刘……难得啊！”

小潘与老刘的一次争论，我在场。那次回报社开会，我、小潘、老刘同桌用餐。因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看法，小潘与老刘发生争论，具体内容已忘，当时情景依然清晰，小潘没有因为老刘是顶头上司而有所收敛，当众争论，声音渐高，老刘依然是一脸的云淡风轻。事后一老同事与我私语：你这个同事啊，年轻，怎能不顾面子跟领导争？就不怕领导报复？

老刘果然“报复”了，把这位敢于与自己据理力争的部下调到身边来。

我为老刘有这样的心胸气度颇有些感动。人家提职、职称晋升都要找关系，开后门，甚至送礼，小潘既未给老刘送礼，也未与老刘套过近乎，而老刘能拱手把这个被某些人视同“肥缺”的位置送给小潘，可见老刘的坦荡无私，时下恶俗的风气没有污染他的心灵，长期经受雪域高原的洗礼，他的心灵与高原的星空一样明净吧？

三

“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东坡的这句话用在老刘身上倒很合适。

老刘是个社会活动家，三教九流，朋友众多，有高官，也有白丁，他一视同仁。他是中管干部，退休后，经中组部同意，到中华慈善总会担任副会长。

朋友多，作为光明日报的副总，老刘每次到杭州都是被人民日报、新华社或其他不相干的朋友接走。

2015年暮春，老刘来杭州，给我来电话：“你不是想见麦家吗？约一下他，我们一起去看他。”

一次跟他聊起麦家，我感慨，麦家因小说和电视剧《暗算》大红大紫，记者追着采访，读者追着签名。我身为驻浙江的记者，却不认识这位浙江的名作家，遗憾。老刘记住了我的遗憾，要为我弥补这个遗憾。其时我已退休，见不见已无所谓，何况这样大红大紫的名人，能见我？

“没事，你告诉他我来了。”老刘语气淡淡的。

我联系上麦家，一听说老刘来了，麦家显得很兴奋：“我请他吃饭！”并特意叮嘱：“告诉老刘，我准备好红烧肉！”

我知道，老刘喜欢红烧肉。

曾听说麦家内秀，寡言，可一见老刘，不但话多，且不断说笑话。显然，他与老刘关系绝非一般。

麦家说，老刘是西藏的名人。“那时候，我还是部队的通讯员，想见他，可不容易了。”麦家说，“人民日报站长啊，哪能轻易见到的？老刘爱打球，我常去篮球场当观众，等他下场了，他才见我。”

尽管这位名作家语含调侃，但还是可以听出，当初老刘名气比麦家大。

色波是西藏知名作家。他在《通俗刘伟》一文里调侃道：“如果在这之前你未曾与刘伟谋过面，那么你只要敲开他的门，说一声是某某人介绍来的，哪怕他一时想不起那人是谁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你也会看见一张十分可爱的笑脸，听到一阵热情但是有些稀里糊涂的招呼，接着就有一只毛茸茸的手把你往里拽。如此广交，主要是因为刘伟的性格随和、做人厚道，但也不无外表的关系。我想，刘伟木讷（或者是大智若愚？）的外表大约十分令政府要员们放心，也令庶民百姓们在心理上感到平衡。”

那一晚，麦家不停地调侃老刘，一边忙不迭地给老刘斟酒，那种久别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那晚也是喝到老刘讲英语才结束。

四

老刘敬业，作品宏富，著有《西藏脚步声》《等待蓝湖》《苍茫西藏》等多部专著，读了他的书，我才加深了对他的了解。

老刘在一部书的后记里说：“作为一名记者，在现今这个年代，能有一段在西藏生活的经历，是自己的幸运。”

老刘1956年生，父母都是援藏干部，他在西藏工作了27年，先后在西藏广播电台、新华社西藏分社、人民日报西藏记者站干到分社社长、记者站站长，后任新华社人事局局长，最后才调光明日报。

老刘在《西藏的脚步》后记里说：“我不能算一个好记者，但我有引以自豪的丰富经历。在西藏这许多年的经历，已积淀为我人生的经验。我以为的经验，饱含经历中的发现。仅有经历不够，没有发现，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有了发现，经历才有光彩。”

老刘经历确实丰富，他走遍了西藏76个县，对西藏研究很深。作家色波称老刘是一个“介于记者和藏学家之间”的复合型人才。“无论藏族汉族都是中华民族”，这一流行西藏的经典名句便是老刘一篇报道的题目。1990年和2000年，央视播放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和50周年的8集政论电视片《历史的丰碑》、4集文献纪录片《西藏50年》，撰稿者都是老刘。老刘1994年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1995年被评为中直机关十大杰出青年。

丰富的经历中，老刘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故事。

1991年，通往阿里5500多米的山口公路旁，几个牧民看到一辆大卡车旁有个布袋，鼓鼓囊囊所装何物？牧民用脚踢，动了，布袋裂开，一个脑袋钻出，是老刘。原来老刘搭大卡车赴阿里，车子抛锚，司机搭车去几百公里外的小镇请修理工，老刘睡袋一拉就睡在荒野路旁。

一次老刘在藏区采访至晚，就在一帐篷里的一堆纸箱上和衣而眠。次日工人到了，老刘正在抽烟，工人见状大惊，他身下的纸箱是修路用的炸药……

阿里是西藏地势最高的地区，上世纪90年代前，鲜有中央媒体记者到过。老刘去了，找到地委，地委领导和公安干警都觉得这个满脸胡楂子的人很不靠谱，反复核验他的记者证，直到给自治区有关部门打电话，才核实了他的身份。

那次到阿里，老刘写了篇通讯。那时通讯落后，老刘到邮局用电报发稿。几天后拿到报纸，几千字的通讯只登了几百字。老刘打电话追问，报社答复，收到就这么多。原来电报一次只能发400字，一篇稿子要分几次发，报社只收到前面部分，这篇被“斩首”的稿子，竟得了人民日报好新闻一等奖。

有关老刘的趣事甚多。不久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李骏教授告诉我，人文学院已邀请老刘来做一个讲座，题目是《我在西藏当记者》。我对李教授说：到时候我一定去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