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辉
(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988年早春三月,西湖边的柳树已绽新芽,那一瓣瓣鹅黄装点着细细的柳枝,微风拂过,如曼妙少女飘逸的裙。只是,料峭春寒,阴冷和潮湿透着一股彻骨的寒意,冬天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江南的倒春寒很让人不舒服。
一早,我刚到西湖边教场路38号的办公室,就有人找,一个中年人,一张谦恭的笑脸,沟壑纵横的面颊,嘴阔,唇厚,深陷的眼眶中,那对乌亮的双眼炯炯有神,却透露着一丝谦卑。
“请问,你是叶记者吗?”他的声音低沉粗粝,还有一丝胆怯与拘谨。
来人身材高大魁梧,上身一件旧军棉袄,裤子又短又破,脚上是一双旧解放鞋,鞋帮已发白,没穿袜子,手里提一个用一块发黄了的白布兜起的布包。因寒冷,他身子瑟缩着,谦恭地弯腰向我致意。
“找我有事?请进!”我把他迎进办公室,握手时我发现,他的手又粗又大,手掌上布满老茧。
我把他让到沙发,他拘谨地把半个屁股挨到沙发上,腰板挺直。
落座后,他马上俯身打开布包,里面是十多本手抄本,一式自制的牛皮纸封面,手工装订成册。手抄本上面是一叠大小不一、新旧杂陈的各色信封。
“这是我写的书,《左联词典》,六十万字,我找了北京、上海多家出版社,没有一家愿意出版,都怕赔钱。”说着,他递给我一叠信,有些信纸已发黄。我一翻,不由得吃惊,写信的人居然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名人巨匠:陈荒煤、刘再复、楼适夷、周颖……我顿感手中的分量沉甸甸的。
谈起左联,他一改谦卑之态,马上神采飞扬。
他叫姚辛,嘉兴毛纺厂工人,幼时即成孤儿,父母死于抗战时日本飞机轰炸,他在重庆地下党办的保育院长大,老师中有楼适夷的夫人周颖。成年后入伍,部队转业后在嘉兴当中学语文老师,1957年因给校长提意见被开除公职,从此以打零工度日。他从上世纪50年代中开始研究左联。“文革”中,他的所有资料被毁,他大哭一场重起炉灶研究。70年代中,他进嘉兴毛纺厂当工人,才算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从此,他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到左联研究中,到80年代终于完成书稿。为了这部书,他倾其所有,以至于妻离子散。其妻是个文学青年,原是他的粉丝,因崇敬而生爱,与他结婚。但贫贱夫妻百事哀,他沉迷写作,家里事一概不管,家里一贫如洗,最后妻子受不了他的投入与忘我,与他分手。
书稿完成后,他到上海、北京等地请名家鉴定,陈荒煤、刘再复等名家看后都很惊异,评价很高,认为此书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对他几乎穷毕生精力完成此书的精神赞扬备至,陈荒煤、刘再复等人都向出版社作了推荐。但出版社怕赔钱,不肯出。
1986年开始,姚辛请假修改稿件,并自费赴北京、天津、湖南等地搜集资料充实书稿。长期的付出已使他债台高筑,一年假期满,他仍在修改,工厂停发了他的工资。此时他已是穷途末路,连吃饭都成问题,平时靠朋友接济度日。在出版四处碰壁之后,姚辛想到了新闻界,但多家新闻单位接待他后都感到爱莫能助,他在光明日报上注意到我,于是特意来找我。
翻看着左联书稿和这些信件,眼前这个男子使我顿生敬意,三十多年的精力投入,他的精神使我感动。板凳甘坐十年冷,三十多年啊,太难能可贵了!我应倾己之力帮助他。
记者的职业特点是,能用笔帮助别人,能凭借媒体的力量改变人的命运,这是我特别喜欢这个职业的重要原因。
我马上放下手头工作,开始采访,我打算先为他发一篇内参,如果内参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他的问题应能解决。
采访结束。姚辛千恩万谢地离开了,他对我的内参寄予厚望。
但是,内参刊出,没有反应。我只能写信安慰他。
姚辛的生活日渐困窘,衣食无着,我不能再等待,必须为一个落魄者的生存寻找生路。
1989年5月初,我赶赴嘉兴采访。
寻找姚辛的家颇费周折——他家没有门牌,我依据他信中提供的方位,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处破旧的平房,敲开门,姚辛一脸迷糊地盯着我好长时间,问:你找谁?
显然,他没有认出我。
“老姚,我是光明日报叶辉啊。”我说。
他的眼睛突然发亮,那亮光马上在他的脸上漾开:“啊,啊,是你啊,请,请进来,快请进来!”他激动得不知所措,不住地直搓着两手,不停地说:“没想到,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事后他告诉我,他的家极少有人来,他无法请人来家里。好一会,他才发觉我还站着,忙把我让进屋里,说:“你先坐一下,我去去就来。”说罢飞快地跑出去了。
从踏进房门这一刻起,我便感到无比心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呀,逼仄,阴暗,潮湿,一张床——如果那也能叫床的话,四条腿用砖垒起,上面搁着一张竹榻;四根竹竿支起一顶蚊帐,那蚊帐已发黄发黑;临窗一桌,抽斗已不翼而飞;一只柜,不知是哪朝哪代的文物,连个门都没有;饭桌是一块木板搁在一把凳子上,一只碗里还有一块吃剩发黑的土豆。除此之外,四边墙根全堆满了发黄的资料。
我在农村长大,经历过大饥荒,饱尝过饥饿的滋味,看到中国第一部介绍左联的专著的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非常心酸。眼前的一切已说明,姚辛正处在人生最黑暗的阶段,饥寒交迫,柴米不继,著书难为稻粱谋。
姚辛神采飞扬地回来了,手里捧着一个小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小撮茶叶,不知他向哪个邻居讨来的。他小心翼翼地把茶叶抖进一只小碗里——没有茶杯——为我续上开水。我的到来使他非常激动。他那里春风满面,我心里却泛起阵阵酸楚。这个精神富翁,物质上却是如此贫困。极端困窘中,他仍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始终不渝。我心底突然涌起一种冲动: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太难得了!我要为这个落魄者呐喊,我要向全国的读者展示这位学术上的苦行僧的精神世界。
我拨通了毛纺厂的电话,告知他们,我将于次日上午去采访。
当天下午和晚上,我采访了姚辛的前妻和姚辛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对姚辛的处境以及他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次日上午,我来到嘉兴毛纺厂。见到了厂长。
厂长是一位中年女性,彬彬有礼,风度优雅。我先是对姚辛研究左联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同时讲了姚辛面临的困境以及姚辛的要求,继而委婉地提出,希望工厂能解决姚辛的困难:补发工资,允许他请假修改书稿。女厂长表示,姚辛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厂里已做到仁至义尽。国有国法,厂有厂规,姚辛是工人,工人就得工作,一个工人不好好工作,却不务正业写书,这不合厂规。厂里对他已很宽容,给了他一年的带薪假期让他修改书稿,一年期满他还不上班,这已经违背了厂规,厂里只能按规定停发他的工资。
“你说说,如果企业里的工人都像姚辛,工厂还要不要办下去?我这个厂长还要不要当下去?”厂长理直气壮。
我强调,姚辛是中国文化界的骄傲,他的研究填补了中国左联研究的空白;他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骄傲,一个工人,能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左联的书,多位名家都评价,这部书将载入中国现代史册,这是企业的光荣,陈荒煤、刘再复这些名家对他都做了高度评价。
“这些都与我无关。我的责任是把厂办好。我不允许一个工人旷工了我还给他发工资,如果都这样,我这个厂长还怎么当?”她说。
平心而论,厂长说得在理,厂里能这样对待姚辛已属不易,显然,我无法说服这位知识女性,再谈下去已无必要。我决定用报道来寻求社会的支持。
“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姚辛的事迹和他目前的处境我会进行公开报道。”我合上采访本,起立告辞。
这一下,她急了,说:“能不能不公开报道?”
我表示不可能。厂长犹豫了一下,说:“这样吧,我们马上开会研究。”
我一回到招待所,毛纺厂的电话就来了,厂里研究决定,补发姚辛的工资,同意姚辛借调到市文联脱产改稿,工资由工厂支付。
姚辛苦苦奔波多时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5月17日,《著书难为稻粮谋——左联词典书稿完成却无法出版》在光明日报刊出,我的目的达到了。
接下来的一切就变得非常顺利:报道见报当天,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率先给光明日报来电话,表示愿意支持出版此书;接着辽宁大学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等近十家出版社给报社发电报或打电话,表示愿意出版此书。后来广东省江门市城建局为出版提供了五万元的资助。
1994年,《左联词典》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姚辛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说:“感谢上苍,让我认识了一个绝顶的好人,认识了你。是你给我灰暗的人生带来了光明,是你使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衷心感谢你,感谢光明日报!”
这是媒体的力量,他应该感谢的是光明日报,没有光明日报做我的后盾,我能有什么作为?
当然,作为记者,能用自己手中的笔为困境中的落魄者解决困难,我还是感到一种欣慰。
此后二十多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1998年,他的《左联画史》完成。但书稿完成又遇到出版经费问题,我再次为他呼吁。这一次,原上海市委老领导夏征农不但为此书作序,还帮助他解决了部分出版资金。1999年,《左联画史》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他的第三部书稿《左联史》从1980年开始写作,历时二十余年才完成。令人遗憾的是,他又碰到了同样的困难——书稿完成无法出版,我又一次为他呼吁。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连晓鸣看到报道,为姚辛的精神感动,伸出援手,将此书列入浙江省社科图书出版资助基金。
2006年,《左联史》出版。
他的第四部书《左联之鹰》2011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然而,《左联之鹰》振翅鼓翼一扑冲天之前,姚辛却翅折羽断永远倒下——这一年的1月22日他不幸去世,离八十岁生日仅有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