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渊 /文 陶子骞 /摄
宋代以文治国，反映到社会层面，是对知识与教育的空前重视。天下读书人希望通过科举，从布衣一跃入朝堂。
不过，重视归重视，宋代官办学校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宋初定天下，惟汴有学。天圣以来，洛睢上至他府若州，亦往往兴学矣”——也就是说，宋代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官学甚少，到了宋仁宗朝天圣年间（1023—1032），环汴京一带才开始兴办官学。
中原之地尚且如此，更别说，远在浙东边陲的台州了。
北宋宝元元年（1038），李防担任台州知州。来台州之前，李防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做官。应天府毗邻汴京，府内早已设有官学，“生徒实繁，规模大备”，走出过许多名流、进士。
得知台州无官学，李防深感遗憾：“台州山水之秀，甲天下也，这样一个山奇水灵之地，为何不建官学呢？”
在走访中，当地人告诉他，这些年来，台州鲜有登科者——这是事实，自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纳土归宋以来，60年，台州只出了6位进士，平均每10年出一位，确实少了些。台州亚尹（州衙的辅佐官）宗明晋也说，建立官学，兹事体大，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日公务之余，李防在州衙东南边大约一百步的地方（子城的东南隅），见到了十余间坏漏的屋舍。他踱步其中，左看看，右看看，与众人商量：“不如把这些房屋利用起来，只要修缮一番，再增加十间屋子，学馆即建成。”
李防之所以择址于此，除了对闲置设施再利用外，也符合风水堪舆术的标准。在宋人的观念里，官学基址的风水是否上佳，直接关系学子在科考场上成功与否。东南方，在《易经》八卦方位中，属巽位，为文明或高明之方，“巽东南也，文明以止”。
文明，即仁义礼乐对人的约束。进入官学的学子们，尤其要受到文明约束，才能中第、成才、做官。这种由地理方位与《易经》糅合而成的解释体系，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古人对美好愿望的朴素表达。
于是，在李知州的主持下，州学于宝元二年（1039）二月动工，五月落成。古代城市“政教为先”，州学的建立，对台州而言是件大事。一时间，市民学子为之雀跃，有好善乐施之人，还为学校捐赠书籍、粮食三百石。
事实上，台州州学建成时间虽比应天府晚，但放眼全国，还算较早建成的一批。宋代大规模兴办官学，要到庆历四年（1044），朝廷诏令“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史称“庆历兴学”。
皇祐二年（1050），吕士宗任台州知州，甫一到任，就为州学新建了50间房屋。此后，凡是对文教重视的知州，像黄章、朱江、唐仲友等，都或多或少修缮、添置建筑。有宋一朝，守令是地方教育发展的主导者，州县学之兴废，仰赖当地守令贤能与否。正如季翔在《台州重修学记》中所言：“兴学者天子，为天子兴学者太守也。太守贤则学校兴，人材盛，否则学校废，人材衰。政教污隆，风俗厚薄实系焉。”
宋代台州的州学，与今天的学校有什么不同？
从空间来看，州学是“庙学合一”的结构，这也赋予其祭祀与教学两种功能。庙，即孔庙，又叫大成殿、文宣王庙，是祭祀孔子的场所。台州孔庙原在州治以北的山脚下，景祐二年（1035），知州范说将庙移至城东之侧。李防建州学后，孔庙被搬入州学中。
州学以大成殿（孔庙）为门面，殿之后有明道堂，就是师生讲习之所。堂之上有稽古阁，是藏书的地方。阁之后是住处，有执事位六间、诸生斋七间，前者是学官住的，后者是学生住的。还有庖湢（厨房和浴室）以及存放祭器、钱粮杂物的库房等。
南宋时，州学里又增添了一些先贤祠。淳熙二年（1175），尤袤任台州知州，在州学建思贤堂，祭祀毕士安、章得象、元绛等，他们都曾主政台州，日后位列宰辅。后人建了三老堂，祀罗适、陈公辅、陈良翰等台州乡贤；又建颂禧堂，祀黄章、朱江、唐仲友等对建学有益的地方官；还建有四先生祠、谢上蔡祠，祀朱熹、谢良佐等道学前辈。
官学立祀，与民间信仰不同。宋人援引《礼记·祭法》“有功德于民者，则祀之于学”的理论，其目的并非将先贤们神格化，乞求先贤显灵，保佑士子们科场中第，更多是为了推行儒家教化，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
在州学里教书的，称为教授。在宋代，这是非常受人尊崇的职业。朱熹云：“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廪食县官而充弟子员者，多至五六百余，少不下百十数，皆惟教授者是师。”怎样才能当教授？当然要经过考试。在南宋时期，读书人要经过国家举办的“教官试”，通过经义、诗赋两门，才能被任命为教授，而进士及第的人直接任命为教授。
曾执教台州州学的教授，留名者不多。据《嘉定赤城志》记载，有姚自、应椿年、方（田+柔）、高松等人。他们平日住在“教授厅”——这是专门供教授起居的场所，内有亭台楼阁，雅致非常。在地方州县官员群体中，教授获得的待遇，是其他掾属官员无法比拟的。
学生入州学学习，一般无特定的年龄标准。曾任台州知州的彭思永，八九岁即入学舍；临海的季节先生徐庭筠，十四岁入台州州学读书；王安石在金陵入学时，已经十八岁了；范仲淹更是二十二岁才入学舍。
在州学里，学生们需学科举考试的内容。但各个时期，科举的标准不同。比如，王安石变法时期，《三经新义》成为地方官学的统一教材，不再考诗赋；宋哲宗元祐时期（1086—1094），重视经义和策论，同时恢复了诗赋；到了宋徽宗时期，除了学习经学、策论以外，还要学习道家经典；南宋绍兴年间，科举标准又恢复到元祐时期。
南宋时，理学兴起。在理学家们看来，钻研科举文章，追求功名利禄，已经偏离了学校教育的本质。学生们应当学习如何为学、如何为士，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他们的教育理念，也影响了地方官学的施教。
学校会定期组织考试，来考察学生的学业水平。有些策问题目，今天看来都很有趣，比方说“孔子言行不一，何故”“肉刑与死刑孰重”“儒者论兵，韩信孔明孰从而可”。
州学的运转，需要经费，钱从哪里来？从学田里来。所谓学田，是指由国家拨给、个人捐赠或学校自行购置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学校的固定资产。学校将这些土地租佃给附近的农民耕种，所收的粮食和租金，用作官学的办学经费。
台州州学的学田，在北宋末年，仅有数十亩，经历代知州的拨给、购置，以及官绅的捐赠，到南宋嘉定年间，有田1837亩、地41亩、山13亩——大约能供不到100个学生读书。然台州乃多士之地，每年参加科考的有8000人。官学一直想扩招，实在力有未逮。看来，人地矛盾在当时就很突出。
参考文献：《嘉定赤城志》/陈耆卿、《丹邱州学记》/李防、《台州重修学记》/季翔、《宋代州县学与地方社会研究》/他维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