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为明 /文
许多网友曾提到孔乙己的那件长衫，他们普遍认为长衫代表文化人的清高，是束缚，是枷锁，是导致其陷入困境的最根本原因。他们认为只要孔乙己脱下身上的那件长衫，便可以加入短衣帮赚钱糊口，摆脱窘迫。我觉得网友对原文的含义在理解上存在一些偏差，他们忽视了社会环境因素对孔乙己的压榨、逼迫和伤害。
初看，《孔乙己》更像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叙述者“我”，回忆起二十年前在咸亨酒店做伙计时的所见所闻。文中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致，语言动作描写生动，故事情节讲述平和，结构次序排列清晰，那个“我”让读者有种感觉就是作者本人的恍惚，因此，代入感特别强烈。
孔乙己的出场，在文中第四段。前三段描述“我”看到的酒店主顾间明显的阶层断裂和疏离感：柜外站着消费，多是短衣帮，热热地喝，通常也不肯多花一文钱来买下酒物；而穿长衫的是“踱”进内房，“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长衫主顾是需要被“侍候”的。对于“侍候”这种行为，“我”明显应付不来。于是，“我”被调到外面服务短衫主顾。短衫主顾普遍“唠叨缠夹”，对伙计舀酒、温酒这些行动都进行严密监督，导致“我”无法按照掌柜的要求，在提供的酒里进行“羼水”。掌柜对“我”的工作能力相当不满意，对“我”是一副“凶脸孔”。主顾和掌柜的状态使“我”产生了巨大的压抑感。只有孔乙己到店，“我”才可以“笑几声”，所以，“我”才特别的记忆深刻。
孔乙己登台亮相。作者以“我”的视角，对孔乙己的身材、外貌、衣着、语言、神情、动作、姿态等进行描写与刻画。字里行间能够总结出，孔乙己对自我的状况应该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青白脸色营养不良，气血不足；经常性受到欺凌或虐待，性格上有一些无法抗争后的软弱；年纪应该属于中老年，日常疏于照顾。
那件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透露出来的直接信息是穷，而这个状态持续的时间这么长，大概率是孤寡，并且其自我照顾能力差，生活能力弱。
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封建的教育方式对他伤害太深。他对社会化（使用俚语）有一种不自觉的刻意回避，也有一种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极力维护。这使他与整个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疏离，存在着明显的沟通困难与障碍。
排出九文大钱这个动作有刻意地炫耀，也佐证了他日常的经济窘迫。对于所谓“偷与窃”的争辩，说明其是一个有着高度道德感和羞耻心的人；而“君子固穷”的理念提出，也侧面再次强调了他对自己贫穷的状态是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但在现实的逼迫下，他显然无法“固穷”。
一些间接获得的消息说孔乙己没有取得功名，不懂谋生，但能写得一手好字。于是帮人抄书，但报酬低廉，只能换一碗饭吃。又因为连着人家笔墨纸砚一起带走，然后没有人叫他抄书，又无奈干些偷窃的事。“我”在描述孔乙己干些偷窃的事，加了一些前缀的限定和附加条件：没有法、免不了、偶然！由于是“听说”，个人以为这个讲述者，在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有些人性的关怀存在。
我也有一些类似于“反移情”的疑问：以他公认的好字，去抄书，却只能换一碗饭。这是他和雇主之间约定的价格，还是雇主故意对其薪酬的克扣？笔墨纸砚一并带走，有无是其对雇主不履约的报复行为？偷窃物基本上锁定在书籍之类的，为什么不是附近人家、隔壁邻居的鸡鸭猫狗？他偷的都是哪些书？偷来的书是其用来满足阅读学习还是直接换取钱财用于生计？
从孔乙己对“偷”和“窃”的辩解以及下文中关于“茴”字的四样写法的知识掌握上，我觉得他对某些文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而他在教“我”茴字的几种写法时说的话，有他对“我”的人生设想和规划。这里可以反映他有一种从一而终的观念。
我注意到，坐在内房的长衫客从未和站在柜台间的那些主顾发生任何交流。即使外间爆发出哄笑以及“充满着快乐的气息”。内外之间的关系仿佛有着严重的绝缘。长衫客对短衣帮的言行活动不关心，不干扰也不阻止。整篇文章对孔乙己的讥讽、质问、嘲笑等几乎都是由短衣帮发起的（掌柜偶尔发起）。贫穷和苦难容易让人心生狭隘，心中充满了阴霾，这导致人性中很多未能被阳光照到的幽暗部分会潮湿发霉，也可能早已滋生出丑陋的罪恶。
孔乙己其实努力地想和周围环境进行善良而友好的表达，尽管他可能迂腐、内向、羞涩，但我觉得他绝对不是清高。站着，就是其表明的态度。他期望与短衣帮建立友谊，但是没有得到真诚的回应，反而被无情的奚落和嘲讽，对其尊严的肆意践踏和随意蹂躏。所以文中写道“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
孔乙己试着与“我”进行交流时，“我”在内心及行为上也排斥了他。“我”阻断了交流，拒绝了回应。孔乙己“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一再被情景逼迫的孔乙己最后只能企图用自己碟里的茴香豆与一些过来“赶热闹”的孩子进行努力互动。哪承想，孩子们看着再也无法盘剥下去时，“便在笑声里走散”。
他没有被任何人同情和珍惜，所有的情感表达或夹杂着某些轻微的诉求，都被环境粗暴地打击，沟通通道全部被隔绝关闭。整个环境对他而言都充斥着不友善或者是恶。
“我”用“大约”的猜测方式来拟定孔乙己必然死去，这里应该有一些恻隐，这是通篇文章唯一的人性辉亮。在时隔二十多年以后，“我”已经成为了历经世事老练稳重的中年人，回忆起孔乙己，应该有很多共情的地方。譬如，“我”在酒店的尴尬处境其实像极了孔乙己，倘若没有荐头作背景，只怕也会落得和孔乙己一般的下场了。
作者用第三者视角，回忆展现当年的场景，是为了将文字中那种渗透出来的疼痛尽量稀释；用许多的“听说”去描述不确定的可能，其实是给读者在无限的绝望中留存一丝希望，折射出悲悯之心。
孔乙己身上那件长衫是其众多的形象要素之一，除了真切地看到生活的窘迫外，我没有看到其他任何可以让人沾沾自喜、故作清高的价值和象征来。我觉得孔乙己他脱不下长衫，是因为他无法脱下长衫。
因为他，只有这件长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