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渊

年少时，我便爱读《史记》，当然是白话文版。当中，我又最喜欢《刺客列传》，读专诸刺王僚、聂政刺侠累，那隐忍过后的雷霆一击，真过瘾。

大学时，我选修了一门《史记研究》，为应付期末论文，把《史记》名篇，如刘邦项羽等传记，囫囵吞枣过了一遍，如今大抵记忆模糊了。说来惭愧，我至今未把《史记》原著通读一遍。

至于《史记》作者司马迁，我当然知道他是“具有圣人情怀的伟大史学家”，受过宫刑，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些印象来自于高中课本里的《报任安书》。后听闻，如果排一个“十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太史公必然位列其中。总之，“伟大”就完事了。

伟大意味着敬而远之，毕竟凡人无法与天才产生共情，更何况是距今两千多年的天才，他的生平几何，与我有什么干系呢？

近期读了本闲书，却令我对此有所改观。书题为《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作者刘勃，是个大学教师。

刘勃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算得上科班出身的作家。相比于研究者们写历史，往往关注人物与事件背后的意义与价值，刘勃的叙事视角，聚焦于人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在困境中的喜怒哀乐。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那些闪耀在历史天空上的群星，似乎与凡夫俗子没什么区别，例如他笔下的司马迁，就是个有着强烈爱憎的正常人。

司马迁20岁时壮游天下，网罗放失旧闻；27岁时入仕为郎官，当汉武帝刘彻身边的“秘书”；此后随皇帝巡游、封禅，又任太史令、中书令等。可以说，他全面而深刻地见证了鼎盛时期的汉王朝。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司马迁有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渴望对外战争的胜利，并为此做合法性论证：汉军队所占领的土地，其实“自古以来就属于华夏子孙的土地”，除了西域，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残酷的官场斗争、激进的经济政策、战争对民生的戕害等，因此他写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言下之意是，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王朝由盛转衰的拐点。

人都是多面而复杂的，司马迁也不例外。尽管他不喜欢一些品行不端的官员，但依然配合着做了许多世俗性的工作。他也不可避免地对一些人自带偏见。众所周知，他偏爱项羽，将其塑造成盖世英雄；写刘邦的笔墨，则添加了诸多批判色彩，对其种种劣迹、丑行，毫不避讳。

这种偏见在《史记》里头比比皆是。《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一书中，《名将》一章，刘勃写到读者熟识的李广、卫青、霍去病等人与司马迁的关系，异常精彩。

李广为郎中令，他随卫青远征匈奴本部，却因迷路而自杀这年，司马迁已经成为一名郎官。他亲眼目睹过这位汉之飞将军，并不是威风八面的英雄气概，反而“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意思是，像个乡下人一样，还不善言辞。

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老将军，却成为青年司马迁的偶像。在《李将军列传》里，司马迁对老领导的仰慕、亲近、惋惜之情跃然纸上。传末，他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比喻李广的人格，再合适不过了。

与李广相对应的，是卫青、霍去病二人，司马迁显然不喜欢他们。有一层原因是，李将军之死，是卫青间接导致的——如果不是卫青把李广从前将军位置调开，李广就不至于迂回行军、迷路，更不至于愤而自尽。

还有更深一层原因，在当时，如司马迁这类“平民的上层阶级”出身的良家子，对奴婢出身、因外戚得以宠幸的卫青和霍去病，有天然道德上的优越感。在《佞幸列传》中，司马迁还专门提到卫、霍二人：“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司马迁清楚，卫、霍是当世无敌的“将星”，不然也不会单独写一篇《卫将军骠骑列传》。但他需要解释一番，卫青、霍去病正是因为“用材自进”，区别于一般的佞幸，才配得上单独立传。

毫无疑问，司马迁对李广家族偏爱非常，他此后遇到的至暗时刻，也与维护李广的孙子李陵相关。他对卫青、霍去病的偏见，也是事实。太史公有抑扬予夺之嫌，但依然把卫、霍的功绩一一陈列，并不篡改、隐瞒事实。千年以后，人们景仰卫青、霍去病的事迹，正是《史记》中呈现的。

司马迁的偏见，只体现在把喜欢的人和事，写得更动人，仅此而已。因此，东汉史学家班固赞许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刘勃也在文末感叹：偏见和实录并不矛盾，尊重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各式各样的偏见并存，远远好过唯一的正确答案。

我从前有些迷信司马迁，想太史公这般人物，说什么都是对的。读罢此书，想来司马迁也是与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的观念不是非黑即白的，正如他笔下的人物，有缺陷，也有高尚面。

不过，司马迁依然以超越时代的视角，塑造出一个个光芒四射的人物，最终形成了英雄的历史群像。与其说他是个伟大的史学家，不如说，他更是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文学之笔，至今还留下一个“说不尽的太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