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琪

（当年面朝大海，今日三尺讲台）

我出生在东海边的一个小镇，小镇的居民大多是渔民。

渔民生性豪爽、热情。我在城市里工作，偶尔有老家的亲戚朋友来，对我家的小碗小碟感到很惊讶，还要善意地嘲讽我一番。小镇上的人家，都是用大瓷碗盛饭，用大水碗盛汤。招待亲戚朋友，常是一大碗长寿面，各色海鲜叠得像个小山丘，上面还盘上些蛋丝，撒上些葱花，大碗边上还有一小碟菜籽油炸过的姜末，给客人做调料，海边人不爱吃辣椒，这个调料也辣得过瘾。如果你到小镇上问个路，路人总是会很细心地告诉你怎么走，如果你还稍露出些难色，他会索性带你一段，直到你能找到目的地为止。

渔民也嗜赌、豪饮、好斗。小时候，我常看到一群人，里三圈外三圈地围着押牌、抽两张、比大小，赞叹的喝彩的有之，哀叹的唾骂的也有之。押牌的地方有提供扑克牌的，有卖水果甘蔗的，俨然一个小集市。小时候放学时，我也常看到几个小青年为一些事争执起来，涨着红脸抡着拳头干上了，常打得脸上挂彩。中学时，两个同学吵起来，就约好放学后在哪个弄堂干一架，同学跟着去，也不劝架，干好后，两人就又和好如初了。

我总把这些习性的养成，归之为渔民多舛的命运，渔民在风浪里穿梭，漂泊颠沛，觉得钱是赚的更是要花的，于是，赌便成了这群男人们生命最血脉偾张的注脚，如果船老大一声令下，一群男人拧开酒瓶，咕咚咕咚豪饮几口，仰天一吼船家号子，就在风浪里开始拉网捕鱼，哪里能有比这更能张扬男性的雄勃，所以他们对金钱、对生命也就表现得更轻率更挥霍更张狂。

我常觉得，我的父亲是小镇渔民中最特殊的一个。或许是因为父亲要养活一个大家族的缘故吧，硬扛着生活重担的他，显得格外谨慎，格外内敛，不苟言笑。除了一张被海风浸染过的古铜色的脸，让我确定这是十六岁就开始在大海里讨生活的老渔民，其余都很难跟渔民这一身份沾上边——他不好酒，不抽烟，爱看书，爱听戏，甚至他还晕船，每个休渔季结束后的那几次出海，他总吐得脸庞清瘦地回港。

我也晕船，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带我上了他的渔船，到海岛的另一端的油库去加油，渔船一出港，船头就被风浪推得高高仰起，然后迅速地重重拍打下去，船的两边溅开了雪白的浪花。整艘船一颠一簸，我就开始呕吐起来，父亲要我看着远处的海岛和天空中掠过的海鸥，说这样会分散注意力。这时，我听到他和别的船员说，这个孩子也不是当渔民的料。我真没成了一个渔民，哥也没有。

后来，近海的鱼越来越少，小镇的渔民上岸做起了另外的营生，一些渔民背着鱼干虾仁到外地去跑业务，小镇开始有了车床轰轰的声响，可父亲还是坚持着出海回港，每次带回一筐各色的鱼虾蟹，这时家里飘满了鲜味和香味，在我们几个孩子囫囵大吃的时候，父亲则静静地把渔船账目认真地结算一遍，然后工整地誊写在一个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红本子上。再后来，小镇仅有的一些渔船都被承包出去，捕鱼的很多操着普通话，尽是些外地来小镇打工的了。于是我们兄弟都劝父亲不要去捕鱼了，寡言的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同意离开那艘已经开始斑驳的渔船。

可不久，我马上发现我们的坚持是错误的，父亲其实是无法离开大海的，他还是常避着家人和别的渔民一起驾着小舢板去下小网，捕到一些豆腐鱼、岩头蟹、硬壳虾，到小镇的农贸市场去卖掉，每次出海回家父亲脸上总带着满足的微笑。我最终没能读懂父亲几十年与大海铸下的如桅杆一样坚定的情感。

老去的父亲和许多渔民一样守着那立在半山腰的石头屋，远眺大海，俯瞰小镇。现在回忆起来，觉得父亲们就像一块块深褐色的礁石，固执、坚毅、不可动摇。

海水总是那么执拗地冲刷着海滩，海浪白天喧哗，夜晚呜咽。日子如沙滩上细细的流沙，平静安和。小镇、小镇的渔民，还有我的父亲，就这样在岁月里长满皱纹，沧桑老去——

这次回家，看到小镇的渔港里还停泊着一些渔船，依旧扬着三角形的大红旗。现在的渔船都很大，都是铁壳的，不再有父亲下海时的木头渔船了。渔民也不用再在每年的夏季给渔船填桐油灰，刷深蓝色和绛红色的油漆了，妻子曾经潜心研究的船画也已经消亡。岸边的小舢板也换上了机器，马达突突地响，拖着黑黑的烟。

渔港边是父亲的坟墓，那是在父亲去世时，我执意要选的地方，父亲就这样长眠在大海边，孤独而桀骜地看着潮起潮落。

海风凛冽地刮过墓旁一株不知名的树，树无叶，枝干硬硬地伸向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