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晞文/摄
“阴阳之术”产生官僚主义
1569年，处于江南富庶之地的苏州，不少缙绅之家纷纷把家里的朱漆大门改成黑色；在当地任职的官员中不少人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这些颇为古怪的行为只缘于他们将迎来一位“刚正廉直”的官员——海瑞。
海瑞是民间受人颂仰的青天大老爷，但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海瑞的清廉正直却并不是一个至颂至赞的行为，黑白之间，似乎黑色的成分更多。百姓眼中的“大青天”，同事眼中的“惹事精”，同一个人，为什么会呈现两种完全相反的印象？海瑞的尴尬只因他处在一个以“至德为标准”的大背景下。
草根出身的朱元璋，身处社会底层，对贪腐现象深恶痛绝，他当上皇帝后就颁布了十分苛刻的法令，严惩贪腐现象。他规定：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一律格杀勿论。同时，朱元璋用残酷刑法处置贪官，采用“剥皮楦草”、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
一边对贪腐人员行极刑之罪，另一边，朱元璋对自己的子孙施“亲亲之恩”。《明史》记载：“初，太祖大封宗籓，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他的子孙有皇权特许，第一是不受法律限制，亦不受地方政府管制。皇族可以仗着特权欺男霸女、鱼肉百姓，甚至强抢民女、杀人取乐也成为其中一部分人的消遣之事。第二，世世代代享受朝廷的丰厚俸禄，所有皇族后代的全部消费都由国家承担。这项政策让皇族宗室开展了“繁衍竞赛”，到最后竟拖垮国库。明朝末期，每年用在宗室子弟上的俸禄就要占到朝廷总收入的一半左右。
以圣人之德要求他人，以奢靡之行给予自己，朱元璋从一开始建立的就不是君主政治，而是僭主政治。这种双重标准下，作为连结平民与皇族的官员也大都实行“阴阳之术”。而海瑞为官时只认“圣人之德”，虽然自己也厉行节俭，但终究为人所厌。
“阴阳之术”最终导致官僚向官僚主义发展，它能生根的土壤是僭主政治统治下的传统文化。
传统、教育、制度是官僚主义源头
成熟的农耕文明带来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支持着强大的中央，这种社会结构下，导致人们追求利益的主要倾向不是靠自己争取，而是靠自上而下的分配，搞关系、依附权力都能获得更高的利益分配。人情关系网成为官僚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而事实和规范则虚浮成“阳面”，成为一种只宣之于口的道德标准。如海瑞一般，严格遵守法规，按照最高限度执行并要求他人的道德模范，在官僚主义体系中只能成为一个“只会惹是生非的大众英雄”。
经济是社会的行动总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官僚是经济与政治的最密切结合者，他们的专业、素质、理想、道德决定着行政系统的走向是官僚主义还是官僚制。
官僚主义产生的源头有三，首先是传统对规范的影响夹带了大量的“私货”。私货之一是显贵支配，这是传统权威的重要形式，源自家长制。显贵支配最重要的形式就是特权，这个特权可以来自身份、名望、财产、地位、性别。私货之二是成员利益，来源于家产制。家产制的利益是为了满足私人家族的需要，只要能进入这个政治权力关系圈中，成员利益就能得到保障。
源头之二是官员教育。在古代中国的官员教育中，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职业的专业训练几乎没有。韦伯在书中写道，“考试实际上是对个人教养水平的一种测验，以此确定他是不是君子，而不是确定他有没有专业素养。”以熟读诗书的文人作为官僚治理国家，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制度，更谈不上保障百姓。海瑞的经历证明了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一个只有自我牺牲精神而无专业技术的“有教养者”，虽然能传递一种精神，但这种精神对实际的作用是非常微薄的。
源头之三是法律制度建设的缺失。朱元璋建国后对农村实行“两亭政策”。各村内设“申明亭”和“旌善亭”，前者仲裁纠纷，后者表扬善行。一年两次举行全体村民大宴，称“乡饮”，乡饮前聆听年高德劭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同时申饬行为不检者，对不悔改者要求送其去边疆充军。用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教化民众，这些做法遏止了法制在底层的成长。因此，在明朝，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或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没有法制的成长，只有道德的虚无，同时又把皇族子弟凌驾到道德法律之上，官僚主义就在这样一棵根基不稳的大树上开始枝繁叶茂。
官僚的理性主义是官僚制
如果说官僚主义是官僚的感性表现，那么它的理性表现就是官僚制。官僚制的产生有三个要素，官职义务、强制手段、拥有资格者。从构成来说，就是官僚+官僚机构。
官僚制不只存在于国家范围内，在私有经济中，官僚制有着更为清晰而有效率的作用，因为官僚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政职能。当然，官僚制也并不只在现代社会里才出现的，只要上述三种要素齐全，官僚制就会产生，只是因为在现代的国家和私有经济中，官僚制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人们才渐渐熟悉了官僚制。
在这种架构下，国家范围内的从业人员称官僚，私有经济范围内的行政人员称职员。韦伯在研究中发现，这些人员的来源，在最初时大都来自神职人员。在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神职人员是受教育范围最广的一个阶层，他们受过专业的书写和统计培训，足以胜任官僚这一职业要求。
官僚机构的体现是它的等级制，架构出一种上下级隶属体系，确定职责界限，服从于体系的权威而不是个人权威。
官僚机构对官僚的要求是，可以实现公共的、跨地区的、量化的供应。每个官僚都是官僚体系里的一个零部件，只要按上去就可以让这架机器运转。那么官僚对官僚机构的要求呢？第一，提供固定的薪金和职衔，以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第二，提供固定的仕途路线和身份尊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韦伯说，“有保障的薪金加上不依赖于偶然性和随意性的升迁机会，才能使一部官僚机器的严格化运行获得相对来说最大限度的成功并持之以恒。”
官僚制的本质是一部精密运转的机器，以可计算的规则履行行政职责，优点就是“无需看人下菜”。这种“无爱亦无恨的冷漠”把人们从特权里解放出来，归属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大众民主中。
官僚制有着不容置疑的优势，这个优势是源自它服从的权威不是人而是事实。韦伯写道，“官方统计资料的纰漏并不会给责任官员带来直接的经济后果，但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的计算错误却会导致亏损，也许还会危及它的生存。”大规模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是无与伦比的严密的官僚组织。大型私企对官僚制的依赖要超过一些国家对官僚制的依赖，因为在商业领域中，精确把握事实对于经济生存具有最直接的重大意义。所以真实是官僚制权威的真正来源，也是现代社会的服从起源。
什么是真实呢？
春花烂漫无数，若秋果寥寥，不过是空空一场。终究，不是看一个人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这才是真实。
